《钓鱼城》编剧冯柏铭。付琳阁摄

　　歌剧《钓鱼城》编剧冯柏铭认为，剧本在创作时需要当成音乐来写，要首先设计好，想好哪个地方咏叹调、哪个地方咏叙调。而作曲则要把音乐当成戏剧来写，要时刻想到戏剧性。“这一点，我认为徐占海老师做得很好，他甚至告诉我，为了保留戏中的冲突性，剧本里他连标点符号都没改。”冯柏铭说。

　　在冯柏铭看来，正是他和编曲徐占海之间的配合默契，才使得这部剧得以充分发挥了歌剧叙事优势，展示出其最大舞台魅力。

　　记者：如果要您为《钓鱼城》的成功概括一点经验，您会说些什么？

　　冯柏铭：我认为是充分发挥了舞台这样一个有限又相对无限的作用，把歌剧的叙事优势发挥了出来。

　　歌剧里的有些人物，比如说忽必烈和王立，按照历史他们根本不在一个空间，在舞台上就可以把它组织到一个空间，舞台有时候看上去很有限，其实是很无限的，因为它有一个架空性，可以根据关注重点增加想象，几个时空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表现，利用这种优势，歌唱叙事的完整感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不同角色可以在不同时间组织在一个空间，从独唱、重唱到四重唱到合唱，呈现一个完整音乐场面，一气呵成，把心里的那种纠结和高潮推到极致，推到最后，有一个尾曲，那个尾曲热烈欢快，前面高潮是在不同时空里面进行的，这样能够省去好多事，就把力量放在抒情、内心纠结、人物思想斗争这上面，这是歌剧的手法，也是舞台的手法。

　　记者：采访徐占海先生时他说到，主要有两大主题，战争、和平。以前我们在了解钓鱼城的时候都是了解它战争的一面，在和平上好像是比较忽视的，您是怎么用和平场景来感染人的？

　　冯柏铭：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就有，到后面战争打到最后已经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了，南宋已经灭亡了，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它是为生存而战，所以坚守36年，等于是为生命而战。

　　实际上，两个人都很纠结，忽必烈也很纠结，他觉得我已经成立元朝了，这些应该都是我的臣民，我再屠杀他们就是屠杀自己的臣民，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而在王立观念里，我是保这一方百姓生命，还是继续忠于这个已经不存在的王朝？两个人都很纠结。这往大处看，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当时“国与国”的战争，往小了看是两个人之间的战争。

　　那么最后结果是什么？两个人都各自战胜了自己，都是胜利者。所以当时我到钓鱼城去，就认为这个点很好，可以写个歌剧，两边都是英雄。

　　记者：此前我们看钓鱼城的故事，喜欢辩证地一分为二来看，认为人物有过错也有荣誉，有人认为，您的创作颠覆了我们此前对故事的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柏铭：我都是用正面的来写的，当然过程很残酷，很惨烈，但是这种结果我是歌颂的，作为一种英雄颂歌，我觉得两个人都是英雄，因为他们各自战胜了自己，战胜了一些观念，一些束缚。

　　看起来是两个民族的战争最后变成两个人的战争，两个人最后又都战胜了自己，所以他们都是胜利者。

　　我认为不应该老是纠结投降不投降的问题，因为它后面已经不是民族战争，也不是国家战争了。你想王立面对的是可能被屠城，你就是放弃抵抗也会死，所有只有战斗到底，但意义上不是为已经灭亡了的南宋，而是为自己城民的生命，为捍卫生命而战。

　　忽必烈则是为了捍卫遗诏而战，大元建立，这些已经是他的臣民，他为什么还要杀，他是为了蒙哥遗诏，实际上忽必烈是要复仇的，最后他放弃了，等于放弃自己的私仇。王立为了十万生灵放弃了再为已经不存在的王朝而战，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名声。

　　在这一点上，忽必烈和王立都突破了自我，保全了城内十万人的性命，所以他们都是胜利者。

　　记者：有观众认为，这部剧很奇怪，没有爱情、角色没有坏人，但是仍然感觉冲突感强烈，您如何看待？

　　冯柏铭：我觉得是戏的题材决定了，有些戏有明显的悲剧喜剧之分，但这部戏不是，我认为这算正剧，我们总结这部戏没有坏人，没有爱人，主角没有死人。一般写戏要不就是主角死了，要不就是坏人在里面搞鬼。

　　我们这个戏角色还是有所突破，爱与死其实是有的，只是这里的爱并不是狭义上的爱情，而是人性角度上的大爱，所以戏剧冲突依然非常激烈，可能也打破一些理论了，照样激烈，照样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