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

　　□牛日成

　　据昨日报载，原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海南村书记何某雄，任职七年多，领着众村官雇佣黑恶人员械斗，贪污征地款，违占违建农用地，涉案金额过亿元，还勾结奸商大肆“贿选”，可谓无恶不作。警方侦破此案，抓获36名犯罪嫌疑人，涉及村干部13人。

　　这起案件令人惊诧之处在于，一是担任过市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的村支书竟是涉黑涉恶贪腐团伙的“南霸天”，曾有村民冒死检举被活活打断左手导致伤残；二是一群村干部抱成团，利益均沾；三是涉案金额巨大，属“小村官”发大案件的典型。

　　事实上，“南霸天”案不过是“小村官”频发大案件的一个案例。有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广东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多达9988件10419人，仅去年就查处2005件2132人，其中不乏涉黑及涉案金额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例。如何遏制村官犯罪多发之势，已成为不能轻视的问题。

　　众多案情证实，原本权力微不足道的村官，随着国家和地方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尤其是在征地拆迁、城镇化建设中有了掌握资金的机会，手中小小的权力就大有“用武之地”。由此，一些凭借家族或宗派势力当选的村干部因民主监督缺位而“称霸”一方。特别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钱账不分，村务公开走过场，重大决策重大开支不公开，村民监督小组形同虚设，致乱象丛生。何某雄雇佣黑恶人员打人的费用竟用公款报销，收取巨额贿赂就公然违法占用农用地，如此无不是一权独大，且多名村干部沆瀣一气。

　　权力无论大小，但凡不受制约，势必滋生腐败等恶行。这条定律在诸多村官腐败案中已经得到印证。预防村官腐败，无疑需要行之有效的制度设置，同时需要制度的落实到位。

　　首先关键的一环是，必须确保真正意义的村干部选举，严控“贿选”，通过合乎民主的程序将“恶人”挡在村委会的门外，让民意所归的人成为带头人，使村委会在法治与民主的框架内运作，压缩村官的腐败空间。

　　其次，必须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落实。该法明确规定“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可见，村委会干部并非可以天马行空。上级应当依法推进村委会建立政务、村务公开制度以及村民监督机制，特别是要严格村级财务公开制度，让土地出让、征地补偿、集体财产承包等利益分配的敏感账本完全置于全体村民的监督之下。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政府部门对于村民的诉求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加以彻查处理。像何某雄这样的村官横行霸道多时，其行径并非天衣无缝，曾有村民冒死告状，为何却一直毫毛未损，直到“三打两建”高压之下才倒台，就很值得反思。可以设想，倘若村民的举报及时得到重视，不姑息养奸，“南霸天”又何以嚣张至极，正义何以“迟到”？

　　有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掌握在村官的手里，惩治村官腐败亟待提速。面对村官窝案串案乃至涉黑案件多发的境况，提升村委会民主监督的力度，从制度上构筑预防村官腐败的“防火墙”，的确已经刻不容缓。

　　牛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