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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的朋友孟直,记忆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深刻的画面:某年冬天出国前,找老树喝酒道别,发现他待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二层的工作室里,从朋友那里拣来一张破案子,铺上一张旧毡子,在上面不停地画来画去。
“地下室特别安静,跟地面上的嘈杂世界完全不一样,太适合他干活儿了。而且他那个地下室也没有天线,手机信号不通,别人找他也找不到了,他就在这间地下室自得其乐,成了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孟直记得,老树搞过很多事儿——写过一阵子小说,搞过多年电影批评,写过书法的专著,做过很多年的图书出版,一直热衷于平面设计,还烧过两年陶瓷,锅碗瓢盆坛坛罐罐的搞过一大堆。“他不是随便地喜欢上一阵子就算了,他一喜欢什么东西就往死里搞,非要搞出点儿名堂来才算完,所以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做得相当不错,搞得名气都不小。”
“最要命的是,他还曾经热衷过建筑,热衷的结果,是给朋友设计并装修了一套大房子。那套房子在山谷里,很有品位,而且为朋友省了很多钱。但朋友并不领情,因为那朋友想把家搞成跟地主老财那样土洋土洋的。”
老树这种宅人状态,其实在各路喜欢他画的文人身上都有相似的影子。作家苏七七曾经是大学教师,但为了相夫教子和安心写作,辞职在家当自由撰稿人。“家庭、事业和心灵自由,这三者要得兼太难。对于喜欢追求内心自由的人来说,时间就是自由的成本。必须得放弃一些所谓的‘成功’,来换取时间和内心的空间。可以宅在家里胡思乱想,做喜欢的事,也是一种幸福。”
作家南野也有同感,他很坦率地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出门,“以前年轻,愿意出去跑。但参与的会议多了,就疲倦了。学术会议和政府会议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很无趣,还不如在家里。”这几年,南野写了一本西方的电影理论《结构精神分析学的电影哲学话语》,为了写这本书,窝在书房翻阅大量资料,“当潜心做一件事,不理外界的纷扰,心里反而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