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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8年《宋画全集·欧美卷》即将面世时,曾有同仁向我建议:明年是否可能组织《宋画全集》编撰骨干前往美国,饱览大都会等博物馆珍藏的宋元书画?只能报以苦笑。
我知道,这在当时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令人惊喜的是,才隔三年,我的同仁们居然能在上海博物馆一览那些梦寐已久的旷世杰作。
美国的宋元书画,主要收藏在大都会、波士顿、堪萨斯、克利夫兰四家博物馆。集聚其精华的“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古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在业内被视为上海博物馆继2002年“千年遗珍——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的第三届“国宝展”,而且以其学术、经典的定位,可以说这是个更具看点的“国宝展”。
通过作品勾勒出宋元美术史,是展览学术性的第一个层面。
第一部分“山水画的典范风格”交代了五代、北宋全景山水到南宋边角山水的衍变脉络,展示了中国山水画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的神采风貌。第二部分“文人山水画的兴起”,则力图体现山水画发展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元代山水崇尚情趣、笔墨松活的主要特征。如果说气势阔达、笔墨严谨的宋代山水画是“创作”,更适合于高堂巨厅,那么,“逸笔草草”而力求心性自由流露的元人山水,是“挥写”,似乎仅仅为了点缀文人雅士的书斋小榭。第三部分“人物画和宗教画的兴盛”,不但重点展示了传统手法的经典杰作,如宋徽宗所摹的唐代张萱《捣练图》,而且以足够篇幅强调了向为国人所轻的重彩绚丽的佛教绘画和笔墨散逸的禅宗绘画,旨在拓宽人们的审美视野。
元代,大量饱学之士进入绘画领域而成主流。创作主体的更替,导致了审美趣尚的变化。这一变化同样反映在花鸟画创作中,第四部分“寓兴移情的花鸟画”的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元代赵孟頫《竹石幽兰图》等作品,述说的正是花鸟画领域的“宋、元之变”。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美国的书法收藏显得相对薄弱些,但第五部分“讲法和尚意的宋元书法”中,北宋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传》狂草长卷、元赵孟頫的《行书右军四事》,前者“尚意”而不失法度,后者“讲法”且趣味盎然,都是中国书法历史上的重量级作品。
列入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重要作品,是展览学术性的第二个层面。
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举办学术研讨会,讨论的唯一对象便是赫然列为“翰墨荟萃”展首幅的《溪岸图》。当年,论点针锋相对,同为中国艺术史学的权威,普林斯顿大学方闻教授认为此画不但应断为五代,而且其山水夹缝中的款署“□苑副使臣董元”(“注:“□”是画作款署里,已经看不清的地方),更证明了确是董源所作(据文献,本为“董元”,后来才被称作“董源”)。柏克莱大学高居翰教授则罗列种种证据,宣称是张大千所伪。孰是孰非?艺术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更见众说纷纭。艺术史学的笔墨官司,应让参与者都有机会接触原作,否则,学术讨论难免会走入“关公战秦琼”式的困境。
作为主办单位,上海博物馆也将自家珍藏穿插于展览的各个环节,如董源《夏山图》,紧随《溪岸图》之后,提供了很好的对比。强调对比研究,是展览学术性的第三个层面。
综观整个展览,宋、元之变的对比,不同流派的对比,同一流派的作者对比,同一作者的作品对比,不但使观画者感受到了“美”的开放性,更能发人深思,去发现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途径。林林总总的对比,使展厅充满了张力,令人难以拔身。
“翰墨荟萃”之被视作“国宝展”,最大的原因是汇聚了众多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名作。除了前文提及的若干精品,其他如凝聚李成画派典型笔法的《晴峦萧寺图》,气势堪比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范宽《溪山行旅图》的《雪山楼阁图》,意境淡雅清幽、用笔绵里藏针的巨然《溪山兰若图》,笔墨严谨而松活、直启元人山水的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又如周季常《五百罗汉图》、王冕《墨梅图》等等,无一不是中国美术发展历史中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我辈学人,可足不出国门而飨此大餐,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