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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什么《少年台湾》每个篇章的命名都冠上“少年”?
蒋:我第一本出版的作品《少年中国》(诗集),就用到“少年”。我想,“少年”是我对“青春形式”的某一种迷恋。
喜欢“少年”两个字,多少是受到父母的影响。我来自外省家庭,父母也许是基于一种乡愁吧,都喜欢谈他们自己源远流长的家世,像我的母亲有满清正白旗的血统。但我到了巴黎之后才发现,父母的乡愁其实对我来说都不具体。我有自己的乡愁。我的乡愁是大龙峒,从童年开始就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东西。
记:你在书里,时常有一种对庶民文化的关注与欣赏,这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吗?
蒋:对,我想有关。在当时的大龙峒,我们大概是唯一的外省家庭。我后来升学,小学同学几乎在毕业后就失学了,开始从事各行各业,在菜市场卖菜,杀猪,运煤球,变成底层的劳动者。那时经常走过摊贩,他们忽然会割下一块猪肉,或抓起一颗菜头抛给我。你还在傻里瓜气读高中,少年维特烦恼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赚钱养家,办桌结婚了。那个差距,让我觉得自己好窝囊。
对那些生命的着迷,似乎是我不可摆脱的宿命,可是那些东西在都市一直扩大后,就渐渐减少了。
我好像一直都住在都市边缘,像住大龙峒,当时是台北边缘,现在住八里,又是台北边缘。我觉得在都市边缘,是你去凝视都市很好的角度,所以你不会一下子变成被物质所囿养的宠物,就是觉得还有一种流浪的东西在身上,让自己自在一点。如果这是作家非分之想的话,我希望岛屿这样的生命力可以久一点,否则许多的创造力会因此而流失掉。
记:这本书里,你比较喜欢哪个篇章?
蒋:其实不是篇章,我觉得是人物。我后来再读,突然觉得好怀念这些人物啊。
另外,譬如书里面的《少年丰山》,大概是我写的唯一一个,今天电子业里的上班族。开着Mini Cooper车,穿着Armani衬衫,拿Prada包包,身上有古龙水香味,那样雅痞的人物。他那天载了一个搭便车的,只为了“丰山”这地名就想去流浪的少年背包族。而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写的时候,很忧伤,我觉得好怕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我忽然发现写他,大概是写一个我害怕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