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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书中是否包含了一种自我的提示,或说反省甚至是期待?
蒋: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富足的状态里,你在担忧什么呢?这些担忧是不是现在的都会里夸大出来的,是一种对于生命的亵渎?
我希望这时的《少年台湾》,可以让大家重新去行走,就是背着一个背包就走了,去探索一个新地方,去看看那些完全不同于你生活的人,或者回到记忆里曾经住过的小小的故乡、小区。说不定你认识的人还在,与他们交谈几句,我觉得那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可能会是有趣的平衡。
记:你自己是不是经常背着一个背包就出走了吗?
蒋: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
当时我身上就是一个背包,两件衬衫。我曾经睡过火车站,那时候戛纳火车站里有一堆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报纸。早上5点,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营运了。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带个毡呢帽,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就到欧洲大陆来旅行。钱花完了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
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