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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网讯每日新报评论员宋学敏5个厌学、辍学的孩子,5个多次离家出走的孩子,不幸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为避寒躲在垃圾箱里点火取暖窒息身亡——连日来,贵州毕节5个流浪男孩死亡事件震动且激怒了国人。经媒体报道后,贵州毕节官方迅即对此做出反应,包括2名分管副区长,以及区教育局长、民政局长在内的8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停职免职等处理。这与以往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某些地区和部门的反应迟缓乃至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形成反差,然而,迅速的应对却并没有平息公众的质疑和愤怒,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展开,舆论的矛头所指也在不断变换方向。
事发之初,一些在微博上相当活跃的名人很快将这起悲剧喻为现代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种悲情的比喻很快获得大量的赞同之声,然而,一些人也发现了此中的不妥:这5个孩子的确很可怜,但他们是逃学离家出走造成的惨剧。这与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了讨生活而被冻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环球时报》一篇评论就指出,“事情发生后,对毕节市政府的质疑、批评铺天盖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一些网上意见人士用‘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充满悲情的词汇进行叙述,这些词能吸引眼球,但却是不够严谨的。”概念不同,逻辑自然也不同,这也是一些人不同意毕节官方拿官员开刀的原因,他们继而质问监管责任最大的家长却没有被问责惩罚,甚至被给予了补偿,这是为什么?是被停职免职的8人有责任还是获得赔偿的父母更有责任?一些人还据此建议中国应该建立剥夺监护权法律条款。对经济原因之外的失职应剥夺监护权。而媒体报道中死亡孩子家长的一番话,又为这种质疑提供了佐证:死者陶冲和陶波的父亲陶元伍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上门或打电话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派出所和邻近县的派出所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
不过,随着毕节5名死亡男孩家境加上留守儿童身份的曝光,也让那些怀着满腔怒火纷纷谴责孩子父母监护失责的人泄了气。的确,每一个人目睹到土屋柴扉、绳床瓦灶这种近乎原始的生活时,都应该感叹,即便是5个孩子不流浪又与流浪何异?孩子宁愿做乞儿困坐垃圾箱,都不愿回到那摇摇欲坠的破败老土屋,还难理解吗?这种时候再来谴责他们父母的失责,就像嘲笑5名死亡男孩没有垃圾箱里点火取暖会窒息的常识一样冷血。而因为贫困,家长远赴外地打工,孩子成了无依无靠的留守儿童,因为脱离家长的管教,也因为成绩不好,孩子们厌学、辍学至于流浪街头,以致发生了冻死或者闷死的悲剧。这也成为许多媒体聚焦的核心。《齐鲁晚报》就此评论说,“‘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不能成为拒绝教育的借口,孩子辍学一事,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责无旁贷。义务教育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个体的自愿选择,而是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对孩子长期失学听之任之,最终酿成恶果。从这个角度说,五个孩子闷死垃圾箱的惨祸,确为责任事故,这个责任,首先就是落实义务教育法的责任。”而《人民日报》显然站得更高,发出了“保护孩子,需要多方合力”的声音,“我们可以追问,作为孩子监护人的家长,有没有给予孩子们足够的关注和关爱,在孩子出走的这些天又采取了什么措施?那些看到孩子们风餐露宿的路人,有没有在擦肩而过时施以援手,抑或向相关部门反映?我们更可以追问,当地的民政等部门在日常的社会救助工作中为何没能及时发现这些孩子,并为之提供遮风避寒的场所?家庭、社会、政府部门,无论哪一个环节能够切实发挥作用,这场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矛头所向也包括曾经熟视无睹的路人。这暗合了前述《环球时报》的那篇评论——“在网络上,我们很多人那么易怒、易激动,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却又是麻木、冷漠的。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实中践行,互联网上的爱心、道德再群情汹涌,也只能像小女孩擦着的火柴,只提供瞬间的温暖,很快就会熄灭。”
其实探讨谁的责任最大,并不是要逮住一个罪魁祸首,其他的责任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脱责,相反更该反思的是,5个孩子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死亡地带,与家庭、学校、执法机关、救助机构等保护机制的节节失守直接相关,这其中哪怕一个环节尽到责任,也许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现在的问题是,5个孩子的死亡在刺痛国人后,我们真的能痛定思痛,避免悲剧再次上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