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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伟上海话不是本地话。
本地话是郊区话——近郊菜农、远郊粮农、海边棉农等说的土生土长的语言,我杜撰为“沪语”,此联想源于沪剧,念白应该叫“沪语”,经典句子:“侬迪只西(死)货色!”(《阿必大回娘家》)是本地话,非上海话。
上海话是杂糅的产物,形成于开埠后,局限于市区内。新中国建立前,那里汇聚了苏浙粤等地移民(大部分失地农民、一小撮避乱乡绅),各自带着当地的语言,汇拢在一起——工厂里、商店里、弄堂里。二房东,三房东,亭子间嫂嫂,七十二家房客,为了生活,菜场里讨价还价,烟纸店里斤斤计较。邻里间的照应,必须交流,必须让对方听懂。于是南腔北调,去角磨棱,“去掉一个最高分,拉掉一个最低分”,向彼此听得懂的“中线”靠拢,在苏州好婆、无锡老爹、宁波阿姆、广东阿柄、本地人的阿福根之间,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了“阿啦”上海话系列。姻亲关系的,“阿舅、阿爸、阿娘、阿爷”,非血缘关系的,“阿姐、阿哥、阿姨、阿公”,越喊越大,越喊越甜,连猫和狗都被叫做“阿狗阿猫”!
老上海话有区域之分,闹市区,比如静安、卢湾,略带苏州音,南市一带,略带些本地松江口音,四川路一带略带广东“坏”(话)。工厂区,比如曹家渡、平凉路一带,那里夏天盛行露天淮剧场,略带苏北腔。鞍山五村多公安局家属区,由于历史原因,山东口音重:“阿娘,喔(我)讲拔侬听,侬晓得吗?”在上海,骂人,宁波腔最石骨铁硬:娘希匹!苏北话最夸张,抑扬顿挫:“陈同志哦,伊一拳哦,喔(我)眼前噢,满天五脚(角)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最宜在居委会倾诉。山东话最麻辣:“山东银(人),不骂银,骂起银来吓死银。”(胶东口音)苏白(苏州话)最雅:发芽豆叫独脚蟹,螺蛳肉叫罐头肉,韭菜绿豆芽叫小青青白娘娘。
移居上海的第二代,小广东、小山东们,说一口上海话不带口语,但听不懂真正的上海话——沪语。到驾校学车,恰逢上坡,师傅是远郊南汇人,高嚷:轰、轰、轰。徒弟不知所云。师傅急了:“侬寿啊,轰油门嘠!”
宝山是近郊,紧邻杨浦区,小时候常去那里的毛豆地里捉蟋蟀,农民发现后,顺手抄起墙角里的扁担,远远地冲过来:“小狼棺材,老里清早到老伯伯田里捉蟋蟀(读才即)。”同样骂人,远郊与近郊,定语是不同的。“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宝山农民上台:“林彪迪只狼棺材,人参当归吃不胖。”而南汇人骂的话,应该是“寿棺材”。
上世纪90年代,学校推广普通话,凡说上海话遭到扣分举报。结果上海人的上海话“老不灵的”,我称之为“五角场话”。五角场是高校、部队汇集地,解放后最早、最大的移民区域,说话特征:北方音+上海腔。
到了新世纪,上海的孩子往往由保姆领,保姆多苏北、安徽,全家随苏北阿姨叫唤,上海话被扼杀在摇篮里!老一代上海人的“我”,喉咙间发出,收口音。下一代上海人的“我”,圆嘴形,总甩不掉北方的“吾”。
老华侨返沪探亲,孩子们私下议论:“阿娘讲的是乡下闲话嘛!”朋友甚为忧虑:一蟹不如一蟹。我倒不以为然,上海话本来就是混杂的,变异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