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在微博上发消息称，自己在杭州萧山机场打车被宰，司机议价收取200元，经调查正常费用在104元左右。当晚，杭州市的一名主管副市长便打电话给杨锦麟对此表示致歉。杨锦麟接着又发微博表扬杭州市有关方面“值得一赞”。

　　杭州方面的做法是“值得一赞”的，但如果不是杨锦麟而是一名普通乘客呢？如果副市长也可以在夜里打电话致歉，那么的的确确是值得大赞特赞的了。但我们曾撞上过这样的大运吗？

　　好像没有。

　　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人在武汉丢自行车，警方很快便破了案的事。那件事之所以“轰动”了舆论，不是因为案情重大，而是因为公众感觉到了“待遇不一”。

　　外国人的自行车找到了、中国名人得到了副市长的道歉，就事论事，都是好事。但让公众最纠结的，却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自己并非外国人和名人。

　　丢自行车、打车被宰等等，在很多城市都司空见惯。丢车的和被宰的，大都是谁？不问也知道，碰上这些倒霉事的，大多是普通市民。坐在豪华汽车里面的，既不会丢自行车，也不太可能被出租车宰。

　　外国人丢自行车、名人打车被宰，都是发生概率极小的事件；而老百姓丢自行车、打车被宰，发生的概率却大得多。这样的现实情况，就产生这样的反差：面对发生概率极小的事，有关部门相当重视；面对发生概率很大的事，却得不到相当重视。

　　所以，当外国人表示感激、名人表示“值得一赞”时，公众却表达出反感情绪就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类事，其关键恐怕还不在于“找到车”和“道歉”，而在于如何避免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例如：若把出租车宰客现象清除了，无论名人还是非名人都不会挨宰，还用得着副市长半夜去打电话致歉吗？

　　治理出租车宰客、治理自行车被盗，都是日常工作。固然，我们平时也有不少的治理工作，但往往都是运动式治理。风头正劲时，一些人就闪避开去；风头一过，卷土重来。

　　一座城市治理得好坏，不仅在于她有多么高的楼、多么宽的路、多么豪华的设施，更在于生活于其中的普通百姓是否能感受到幸福；不在于能在外国人和名人出事后能否及时得到“照顾”，而在于普通百姓遇到问题后有人问、有人管；不在于高收入阶层生活得多么舒心自由，而在于最底层群众的尊严是否有保证、人格是否受到尊重。如果今后随便一个最普通百姓也能遇到外国人和名人所享有的这种超国民的“VIP”待遇，那才是城市值得大赞特赞的；而如果今后城市治理越来越法治化，一些涉及百姓生活的工作越来越常态化，以致于群众不再担心自行车被盗、打车被宰的事情随时会发生，那么更是一座城市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作者：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