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牯牛降，是一幅斑斓的油画。依山傍水、粉墙黛瓦的严家村，是它最精彩的一笔。只见一面，我就记住了这个古老的村落，因为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位隐士，他叫严光。

　　严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建立东汉后，严光隐姓埋名隐居于沂蒙。后来，刘秀费尽周折找到严光，面授谏议大夫之职。严光不肯受，不久又隐居于富春山中。据说，严光的子孙后来流布四方，其中一支迁至此处，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的严家村。

　　史载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刘秀上门敦请严光，只字不提入仕之事，只说请他进宫叙旧。在宫中，两人谈得很投机，刘秀留严光与自己同榻共寝。夜半时分，刘秀觉得肚子上有个东西压着，睁眼一看，原来是严光的一只脚。对于这只压在肚子上的脚，刘秀有些为难：不搬吧，压得难受；搬开吧，说不定是严光在考验“朕”呢……开国之初，“朕”多么需要严光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啊。这样一想，尽管被压得很不舒服，刘秀还是“熬”过了不眠之夜。

　　《后汉书·严光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光武帝刘秀“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无奈，光武帝叹息而去。想想严光，也没什么不对。人各有志，理解万岁，真的不必勉强。

　　由“唐尧著德，巢父洗耳”这两个典故，我又联想到巢湖市“洗耳池”和“牵牛巷”的传说故事。

　　五千年前，尧帝年事已高，想找一位名贤禅位于他。尧帝先找到巢父，巢父不受。后又找到许由，许由也推辞，并荐举了舜。有一天，许由来到居巢古国。他在河边洗耳朵时，正巧碰见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便将尧帝要他当大王、当九州长的苦诉说一番。或许，他是想得到巢父的同情，最好能宽慰他几句。不料，巢父听了，不仅没有同情他，反而严厉地批评他说：“你到处游荡，换取名声，现在却来洗耳朵，别故作清高了！”说完，牵着牛向上游走去。许由纳闷，问他：“怎么不让牛喝水了？”巢父头也不回地说：“不饮了，我怕你洗过耳朵的水弄脏了牛的嘴！”许由自惭其行，从此不再抛头露面。后人为纪念二位前贤，将方池命名为“洗耳池”，巢父牵牛经过的小巷叫“牵牛巷”。这个小故事，显示了巢父、许由与功名的决裂态度，折射出澄澈的人格。

　　再说严光。其实，他本不姓“严”，原名叫庄光，是庄子14世孙。因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而姓严。严光知道先祖庄子拒绝楚威王之聘，不愿为相，不愿从政，才能从复杂的社会关系束缚中解脱出来，去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逍遥人生。看来，严光选择隐士生活，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老祖宗庄周的影响。

　　关于严光的隐退，后人多有评价。宋代范仲淹感念严光之德，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有一位进京赶考的书生，路过严光钓台时曾这样咏道：“君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君王面，黄昏过钓台。”1913年，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这样称赞严光的“出世”态度和人格：“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

　　要说的是，巢父、许由以后，古代的隐士还真不少。如老子、庄子、范蠡、张良、诸葛亮、陶渊明、李白、陆羽、王维、孟浩然、林逋、王冕、唐寅、董其昌、顾炎武、黄宗羲等，举不胜举。对于隐士的行为，古往今来，褒贬不一。如果简单地用“出世”或“入世”来评判隐退不仕是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不免有点偏颇。如果认为所有隐士都在坚守精神的高度独立和人格，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隐士，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这种“人”是“士”，主要指知识分子，而绝非一般人。古往今来的隐士群体中，有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者，有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者，有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者，有独立自主、追求自由者，有修身养性、颐养天年者，有孤芳自赏、洁身自好者，有出而后隐、隐而复出者，有隐隐仕仕、半仕半隐者……不一而足，一言难尽。

　　在我看来，隐退是一种行为。不能仅以“出世”或“入世”来评价他们的伟大与卑贱、高尚与自利。对于每一个隐士，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动机，反映价值取向；行为目的，烙下历史印记。对隐士行为的是非判断，最低标准也应做到：不危及他人，并对社会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