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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饥荒记录,虽比《一九四二》更触目惊心,但还是和看电影不同,当你跟随着那漫长的逃荒人流在银幕中行进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更真切、更严峻的拷问。究竟出现了怎样的记忆盗贼,让这些影像今天才来到我们面前?
我把《一九四二》和《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看作冯小刚的“苦难三部曲”。其中筹拍《一九四二》的经历最曲折、时间也最长,使这部片子成为“三部曲”中最沉静稳健的作品。今天的大多数导演,似乎已丧失了对悲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谎言、虚伪和娱乐成为一种潜在标准,不再诞生悲剧的电影艺术,等于停止了对人类真实存在的探究。战争、地震、饥荒,都是让人类感到残酷的存在方式,冯小刚这个曾经的喜剧导演,却把镜头对准了它们。他展示这些灾祸和苦难中人性的变化,他揭示苦难亲历者恐惧而无奈的内心挣扎,但他并不是为了渲染这些苦难,而是想通过这些不幸和苦难,让人们重新思考人性与生命,他希望这些苦难能净化今天麻木与败坏的人心。所以《集结号》的谷子地坚韧地活着,要为死去的战友讨说法;《唐山大地震》中的女儿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一九四二》中唯一活着的老东家,拉起了那个陌生的小姑娘,向家乡走去。
《一九四二》的叙事结构方式独特,有三条主线:一个村庄的饥饿与逃荒、国民政府的行为方式、记者白修德采访和拯救行动。这三条线索,最终因为几百万灾民共同的悲惨命运,凝而为一,使影片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戏剧张力。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但对幸存者和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既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因为只有从苦难的记忆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与扭曲人性的苦难进行抗争的。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卖了;张默饰演的栓柱,为保住孩子的风车,丢了性命。在冯小刚的镜头中,那些被饥饿伤害和凌辱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那些在绝境中的悲惨故事,讲述饥饿对他们的伤害和扭曲。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伤害,而是对整体人性的伤害。当这些逝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走出曾经的创伤和屈辱。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见证生命在苦难中的尊严。
冯小刚拍的是一部敬畏与悲悯的电影,他敬畏那些苦难中无辜的逝者,他悲悯的是被饥饿和苦难伤害的人性,但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悲悯并不是要对曾经邪恶的行为置若罔闻、一笔勾销,而是要更庄重、严肃地向人们展示历史中的邪恶与苦难。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悯也意味着,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仇恨或报复,而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对正义的重新寻找,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苦难的历史价值。
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