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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跃辉和鲁敏,都是郁达夫小说奖的提名奖获得者。而另一个相同点,他们都在城市生活的重压下,以文字作为挣扎,表达自身,也表达这个时代的常态。
当然,80后的甫跃辉和70后的鲁敏,还有很多相异之处。
评论家李敬泽这么评说甫跃辉——如果郁达夫转世,生在我们的大都市里,他也会写这样的小说。“一个屌丝,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感受到的压迫,反映在他的身体和欲望中,这种厌恶感和纠结感,马上联想到郁达夫写的《沉沦》。”
而鲁敏,有着另外的朴拙,她说,自己一直维护着郁闷的情绪,并将其视为创作的动力:“郁闷、苦闷等等都是人生情绪的储备,我喜欢这样充满不如意的人生。”
他的都市式焦虑
领奖的前一晚,甫跃辉喝了场酒,然后做了一夜的梦。
评论家李敬泽夸甫跃辉是郁达夫的“转世灵童”,让这个初出茅庐的80后作家惶恐万分,只能拿酒挡驾:“难道是我很能喝的恶名已经传开了?据说郁达夫能喝9斤黄酒,我能喝2斤白的。”
李敬泽自然没和甫跃辉拼过酒,只是看了他写的《巨象》后,联想到《沉沦》。
《沉沦》讲述了一个留日中国学生的性苦闷以及对国家懦弱的悲哀,小说以郁达夫自身为蓝本。
“我做过同样的梦。”甫跃辉说,小说主人公李生,是个漂泊在都市的外乡人,以施虐于人的快感来麻痹自己受虐的疼痛,却始终躲不开“巨象”梦魇的反复纠缠。
经常出现在甫跃辉小说里的梦境——背着女人的大象,会飞的鲤鱼,其实都是他做过的梦。他觉得梦境和现实应该有某种联系,“巨象是不是暗示着都市带给漂泊者的重压?”
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成员陈建功也在评语中写到:这重压,似乎更多是道德的迷茫与重压,是一种心灵漂泊的症候,折射出当代社会的警示画图。
甫跃辉的家乡,一个云南小镇,他总是要再强调一句,真的特别偏远,再走一段就到缅甸了。尽管他在上海生活了近十个年头,名校毕业,工作稳定,还落了户,足以让无数外乡人艳羡,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穿行在现代大都市的欲望丛林里,无足轻重,任人踩踏”。
所以,甫跃辉虽然跻身庞杂的80后作家之列,却很少像其他80后作家那样写青春、写校园、写时尚,他笔下更多的是遥远而古老的乡村,以及城市里焦虑、破碎、无处安放的身体和灵魂。
他也承认,小说中刻画的外乡青年那种无根的漂浮感,情感的无着落、情与欲的纠结等,有他自己的心态。所以评委们说他有郁达夫气质,即是那种郁达夫式的充满自我厌弃的坦诚。
而写作,成为他自我抗争的特殊方式。
但他不是那种少年时期就特别痴迷写作、显露过人写作天赋的作家,他的文学之路走得很传统。
甫跃辉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不少80后作家正当红,但他没有跃跃欲试地跟风写作,而是老老实实地啃那些“每个人希望自己已经读过,但没有人想要去读”的名著。
他最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一句话:“如果你苦闷得不行,就努力去爱一个什么人,或者爱一样什么东西,或者简直就迷上什么东西。”写作,就是甫跃辉迷上的那个东西。
但在上海这座太多诱惑的都市里,坚守对于纯文学的信念比他想象中的要难,一种孤寂感始终挥之不去。他目见许多和他同期开始写作的年轻作者,拥有惊人天赋,后来却逐渐转投其他行业,有的则加入了消费文学的大军。
有朋友请他编狗血剧本,开价5万一集,他想了想说,我写不了。毕业后他尝试过考公务员,最终还是选择了在《上海文学》当编辑。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甫跃辉是获奖者中唯一的一位80后作家,但他一直在想:等自己到了东君、鲁敏的年纪,会写些什么?而他希望到了蒋韵、张翎的年纪,还能坚持写作。
本报记者徐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