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中国故事》到《温州一家人》的转变,最明显的是主题和主体的转变,是我们不愿讲国家、讲民族的宏大命题吗?显然不是,借助语态的转变,我们赢得了更多的观众,获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事实上,我们通过“家”传达了“国”之精神,通过“温州”见证了“中国”奇迹,通过“民生”洞见了“民族”。
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在这样一个大部头的作品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情节都严格遵循了生活和情感的逻辑,让观众觉得“可感”、“可信”,尤其是广阔的地域背景还为该剧的“民生”表达提供了极富新意的戏剧情境。几个简单的例证足以说明这一点,周阿雨在意大利餐厅当童工时,在西方普遍使用橄榄油烹饪的方法基础上使用猪油先炒一遍,使味道更加鲜美可口;周万顺在陕北钻油井遭遇当地农民的眼红,以惊动祖坟之名百般阻挠;温州人在外特有的呈会组织,以老乡名义担保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则是融合了同乡文化和股份制的典型范例。
该剧的拍摄制作也十分精良,镜头记录的不仅仅是情节片段,还承载了创作者对于天、地、人的特殊情怀,温州老家的那一笼翠绿和屋里灶台上的一缕轻烟、陕北高原的无边黄土和窑洞窗户的透风窗纸、意大利制衣工厂的成排缝纫机、麦狗透过囚车望见的带着铁栏的巴黎市景,都在诉说着人物对白之外的深意。片尾曲《对鸟》更是勾起了很多温州人的回忆,也让听不懂歌词的观众领会了独特的乡土意境。
很显然,底层故事和平民视角符合观众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人情冷暖与人性百态引发观众对角色的进入和对自身的反观;民众生活的发展与民族梦想的构建则诠释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