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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冰
媒介社会的来临是一个全球性的公众话题,媒介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浸润到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谁懂得媒体,谁就赢得未来。《新周刊》主笔胡赳赳为我们解读这个时代与它的媒体。
记者:《理想不死》这个书名听上去很霸气,这本书重在讲述媒体社会,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媒体理想是什么?
胡赳赳:谈媒体脱不开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就没有媒体存在的价值了。社会发展必然伴随着媒体的发展。反过来,媒体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进步。媒体既要有“怀疑”,也要有“善意”。如果一味怀疑,媒体可能会变得面目可憎;如果没有善意,媒体容易堕落成纯粹的工具。要说媒体理想,可能我跟大家想的一样:一、能自由繁荣出版;二、如若暂时不能,就为自由繁荣出版尽心尽力;三、不管能不能自由繁荣出版,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必将功不唐捐。
记者:继“北京系列”之后,为什么会选择从传媒行业入手创造?能否谈一谈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胡赳赳:之前创作的随笔“北京系列”由《北京的腔调》《北京的腔调2》和《北京的味道》组成,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有部分现实关怀功能。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左手文学、右手传媒”。现在,左手好像扬起三发飞镖,右手仍空空如也。于是,我想出一本书记录这个时代,记录对这个时代“既参与又旁观”的传媒。而且,新媒体的变革关乎未来趋势,是每个人多少应该懂点儿的东西。可以说,关于“媒介社会”,已经不是媒体人与学者的事,它是一门“显学”了,如果不总结出来,便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不揣陋浅,抛砖引玉,以求引起关注与探讨。这样,我再来听听大家的发言,必有所获。
记者:有报道说,该书出版后,您在微博上说“此书命运坎坷,策划比《北京的腔调》早,出版则要晚很多,委实不易。理想不死,人才有活路”,其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胡赳赳:这本书最早2008年拟由财经书刊中心策划出版,书名最早拟定的是《没有不道德的传播》,后来考虑到过于学术,更名为《共谋》。其中,封面及内文已由陆智昌先生设计好了,但不想发生变故,胡舒立出走,财经书刊中心解散,这本书便不了了之了。后来,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无果,幸“磨铁黑天鹅图书”慧眼识珠,欣然合作,此书得以顺利出版。经重新规划,集体讨论,此书书名最终定为《理想不死》。理想不死,人才有活路;理想不死,中国才有活路。该书又续写了几个篇章,始具今日之规模。此书是我的一点个人心得与思考,但愿能给有识者以启迪。
记者:书中,您就媒体是否需要精神领袖单独开辟一个章节。就目前而言,对媒体来说,精神领袖意味着什么?媒体是否需要精神领袖?需要何种精神领袖?您也在致力于成为这样的精神领袖吗?
胡赳赳:所谓精神领袖,是指精神上的向心力而言。对于具有独立人格品质与判断力的媒体从业者,是不能用上下级关系对待的,不能用发号施令、效率、时间等等作为管理标准的。那靠的是什么?一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二是对共同价值观的追随。精神领袖就是对共同价值观的追随中,走在前列的那些人。他们构成了一个部落。与原始部落一样,这个部落有领导者,有追随者。他们的存在与现代管理无关,与麦克卢汉所谓“重新部落化”有关。一旦把媒体运营变成了现代化的公司管理,精神领袖便缺席了,媒体便也成了商业公司。但现今社会,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不可避免,国内国际时事像“蝴蝶效应”一样振荡,我的建议是:商业三分、权谋二分、价值观五分。精神领袖,就是要坚守这五分价值观。
记者:随着新型网络媒体的兴起,特别是微博等新工具的出现,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媒体”。您认为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媒体权利和责任呢?
胡赳赳:微博存在已经有几年了,其中有共同的规律:一是知名度决定“自媒体”的传播力;二是创作能力决定“自媒体”的影响力;三是播报频率决定“自媒体”的收看习惯。可见,“自媒体”仍需研究传播和内容生产等专业性问题。同时,自媒体亦面临着权利、责任等问题。微博上忙着一类人:营销和雇人营销。微博上忙着两类人:造谣和辟谣。微博上忙着三类人:掐架的、劝架的、架秧子的。微博上忙着四类人:慈善、反贪、鸣冤、围观。个人理应思考担当、责任、权利与游戏之间的不同,但并无标准答案,一切尽在世道人心。
记者:“谁懂得媒体,谁赢得未来”,请问如何解释这句话?
胡赳赳:媒体要“懂”才能有“得”。懂得之后,媒体方可许你一个未来。毕竟,身处一个传播力四射的时代,离开媒体,我们亦无处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