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智商问题的学术圈里，詹姆斯·弗林(JamesFlynn)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从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从1930年起，在世界各地，人们的智商测试分数都在呈上升趋势。在美国，增长幅度约为每年0.3分，英国、德国及北欧各国也不例外。从1989年到2002年，韩国成年人的智商水平增长幅度甚至是美国人的两倍。根据这一趋势推算，一个生活在1982年的智力平平的荷兰人如果可以乘坐时间机器回到1952年，则他将毫不费力地成为“最聪明的十分之一”之列。1994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因此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弗林效应”(FlynnEffect)。脑动不如手动

　　翻开詹姆斯·弗林2012年出版的新书《我们变聪明了吗？21世纪的智商提升》，你会发现，这位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荣休教授在从事智商研究30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智商测试分数并不必然反映人的真实智力水平。他指出，现代人或许比前人更擅长于和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与抽象性打交道，但在处理日常具体问题时所必需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上，并没有变得更优越，反而有所退步。初看上去，这难免让人生出“无事生非”之感。但放下书反躬自省，弗林列举众多数据揭示的现代性的荒谬以及基于对现代性的盲目推崇而衍生出的种种政治和商业花招，本身便是在引导读者走上一条清明自主的认知之路。能够“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才可期盼进入更高的智识世界。

　　虽然有一个吸引眼球的好题目，但这本新书实际上是弗林近年来在基本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汇编，书的第二章“智商与智能”更是由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何为智能》浓缩而成。因此，它并非一本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而且诸章节所涉及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显得有些思维跳跃。前一章还在讨论为什么当下主流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会让小学生很早就拥有足以媲美几十年前成人的读写、计算和逻辑分析能力，但到了14岁之后，却没办法再更进一步，难以阅读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文学经典名著，难以在需要原创性和想象力的高等数学和逻辑等学科做出突破。到了之后一章，话题就变成了为什么过时的智商测试可能会让一个本来不该死的人送了命。显然弗林并不打算让这本书变成一般意义上的休闲读物，但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他在实验自己做出的预测。弗林认为，随着现代社会和教育体系对普通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要求的提高，人的休闲活动也变得越来越“脑力化”——象棋和解谜性的电子游戏变得越来越流行，推理悬疑式、需要人们更专注投入的电视剧比以往傻乐呵的电视节目更受欢迎，而高深专业的书籍也会拥有更多潜在读者、比以往更可能成为大卖的畅销书——只要你有办法在一个强调可见性的世界里有效地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

　　社会性对于智商分析的影响

　　弗林用这本书的第7章向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致敬，连章节的标题也直接套用米尔斯的同名经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弗林指出，众多关于智商的研究常常将智商和智力作为孤立对象，忽略了影响智力和社会对智力的评价标准的一系列复杂因素，从而诞生了一大堆不靠谱的研究。他在这一章节中举了14个例子，一一指出研究设计的重大缺陷。例如，一项针对马里兰州8年级学生的研究指出，从事不同的休闲活动对智商有直接影响，骑马的学生智商测试分数比开车的学生要高得多。这一研究在许多宣传马术运动的网站和小册子上都能看到。但弗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漏洞：在当时的马里兰州，能够以骑马为休闲活动的学生只能是来自精英家庭的孩子；而按美国交通法规，满16岁才能拿到驾驶执照，但八年级生的平均年龄是14岁，则那些可以合法驾车的八年级生很大可能是留级生。从某种角度看，这一章或许是整本书的精华。以智商研究为例，弗林生动且具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当下流行的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荒谬——脱离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所谓严谨科学的抽象思维与逻辑推演，不过是打着智力旗号而肆意妄行的愚昧罢了。

　　时报记者朱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