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说，成都市红会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箱内一些纸币已经发霉，甚至长出白毛。

　　报道中还说，据合作企业称，红会人事变动导致募捐箱设置工作难以继续，几百个募捐箱被弃于仓库，而且他们数百次与成都红会协调未果，导致街头募捐箱无人管，捐款4年后才被清点。

　　只要是人，其实都有爱心，只是有的没有点燃，有的则早就被现实给浇灭。在这里，再举个例子，今年夏天，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称，自己决定将一半家产捐给北大，而选择北大的原因是他已不信任官办的慈善机构。黄怒波表示：“现在慈善大多是官办，我比较抵触，捐钱好像还得求着他们一样。我已不信任官办的慈善机构，这帮人养肥了，实在可恶。”

　　黄怒波的态度的确有些偏激，但是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慈善家要绕开官办慈善机构，很明显，他们都更信任那些自己建立的基金和民间慈善项目。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官办慈善机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信任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慈善机构其实和商业公司并无本质的区别。商业公司讨好消费者，向他们出售商品或者服务。慈善机构也要讨好捐助者，向他们出售自己的信誉。慈善机构的信用就好像商业公司的产品一样，如果质量不好，就会卖不出去，该机构就会从市场中被赶出去。一个光对上级负责、经费由上级拨付的机构，会关注多少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呢？要知道，社会大众的善心从来不是可以随意取用、且用之不竭的资源，当人们发现不透明的官方慈善组织是那么不可信赖，多元化的慈善格局又因为权力的掣肘而难以形成时，所能做的，一定是慈善意图的被动收缩。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约700多亿元，与去年相比减少100多亿，而且是连续第二年保持下降趋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也不得不承认，郭美美事件爆发后带来的慈善问责风暴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个人捐赠的热情有一定影响。

　　小马飞刀以为，真正的现代慈善，肯定不是“计划慈善”、更不是“行政化公益”。对官办慈善机构而言，要想取信于人，收到多少钱、用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只有这些都公开透明，公众才会认可你的清白；要想亲近他人，慈善机构就不能把自己当大爷。换句话说，就是趁着老百姓还保留着一些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和感情，趁着你道歉的时候我们还会泪水涟涟，尽早解决问题。否则，只能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