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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下简称记):当代中国的成长,你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美国人的视角。请问,为何选择这个视角?
李辉(以下简称李):在过去封闭的年代,我们无法获知外界的报道、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世界无关。其实,谈论中国的历史,如果限于单一视角,就不可能厘清错综复杂的关联。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将中国发生的一切,纳入到国际性的视野之中。
因此,在历史研究的范畴里,仅仅将当年外国关于中国的报道归之为“妖魔化”,并不可取。相反,随着国家逐步开放,随着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我们更需要在认识自己的过去中,珍惜当下与世界的交融。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倾听来自不同媒体、不同国度的声音。不管我们能否承受,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记:为什么选择《时代》,而非更老牌的《纽约时报》来透视中国?
李:《时代》是周刊,跟报纸不一样,它的老板鲁斯强调“Story(故事)”的概念,所有的封面报道、长篇报道强调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是我们过去史书里面、教科书里面所欠缺的。
记:登上《时代》的中国人,一共有多少次?你觉得这能概括1923年至今的中国历史面貌吗?
李:大约60次吧。《时代》的中国封面人物在我看来也有遗漏。比如,孙中山1925年去世,没有上封面;西安事变,张学良应该上封面也没上。总体来讲,它对封面人物的选择,对中国人物和事件的报道,值得我们借鉴参照。
记:你说,在写书时,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的论断,常常浮现在脑海:“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你如何理解这句名言?在《封面中国2》中,你又是怎样贯彻这一理解的?
李:从司马迁开始,无论是谁,历史叙述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的个人色彩。搜集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现实的感受力乃至个性特征,都制约、影响着历史叙述者,它们构成了这个“熔炉”。
我只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不是史学家,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在有限的范围里,力求告诉读者,历史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不求全面,只求填补一些不应该遗漏的历史场景,引发读者多一些历史兴趣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