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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雅琴大概20多年前的元旦节,我家的“酒馆”开张了。
说是酒馆,其实是个小得可怜的南食店。那时父亲还在曾兴旺一时的长沙墨水厂上班,虽然笔墨“大字报”的热潮早已退去,但用墨水写字的人还很多。我年轻泼辣的母亲则受够了织布厂“翻三班”的工作,把临街住房打掉一堵墙,办了停薪留职,领了营业执照,再到下河街进上几三轮车的货,鞭炮喧天地挂牌“惠民商店”。
于是,我们不足40平方米的家成了商住一体,白天营业,晚上给我加个铺睡觉。刚开始南食店的生意一般,可我的母亲手脚麻利敢想敢做,或许从那时起,她就嗅到了长沙人乐得享受的气息,又或许她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受不得束缚的长沙妹子。她又剁又晒,包出一袋袋的脆萝卜苦瓜皮;她用石灰水搅饴糖,搞出喷香的桂子油槟榔,总之现在有的东西,她几十年前就搞像了。但是她还嫌不热闹,她晓得长沙人最喜欢的还是“趁人头疯”,1990年末,一个屋檐下冰凌子比牛角还长的晚上,我父母商量起了开酒馆。
那时候的长沙人还住着大杂院,那时候的长沙酒楼饭店还少得可怜。没有BP机、没有大哥大,没有QQ号,没人上微博,人与人的感情全靠聚在一起策。每逢闲暇,能和几个朋友坐下来喝上几口,打几句嗨讲,是最惬意的事。母亲果断将小店辟出一块,摆上三五张圆凳,买来一个量杯,打开瓶红遍长沙城的“邵阳大曲”,东牌楼94号成了香飘万里的“惠民”酒馆。
母亲把酒馆生意做得童叟无欺,当然白酒是不卖给小孩的,只有相熟的老顾客派小孩来才打得到酒,刻度明明白白只有多没有少。酒馆果然热闹,老酒客们互相喊外号,亲热得不得了,孙眼镜、彭胖子、杨眯子、刘拐子……“老板娘,搞二两酒咯。”有钱呷4角一两的邵阳大,冇钱了就打2角5的“大米大”,再点碟花生米配酒,都呷得眉闭眼闭,好像神仙日子。
当年我是上小学的顽童,1990年代初冬天比今年冷得多,只看见下雪。每当大雪纷飞的日子,家里总有股被酒香浸泡的温暖。逍遥自在的客人,让我的童年充满独特的地域风味。“来,喊刘伯伯!”大声喊上一句,就可以得到一粒花生米,这是小女孩的待遇。如果是来酒馆找爸爸的小男孩,刘伯伯就用筷子尖点上一点酒伸过去,男孩吐出舌头舔一舔,唆起嘴巴将小脸扭成麻花,所有人就会哈哈大笑。男孩把脸蛋撑开凑上来还要酒呷,就会被他爸板着脸喝走,小孩不肯走,酒醉鬼爷老倌只好领着他一起回家,多了几次,这个爷老倌的外号便成了“怕堂客的祖宗”。
每年元旦过后迎新年,天冷酒暖,父亲放假坐店“陪喝”,酒客盈门,有的海势撩天,有的端杯一口闷,有的骂堂客,有的逗细伢子……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记得他们曾聚在东牌楼个体户小酒馆里喝白酒陶醉,然后各自散去。
然后东牌楼的大院开始拆迁,我妈潇洒地说:“我不做钉子户咧。”再然后,东牌楼的酒楼一家大过一家,酒吧一家热闹过一家。
到了2013年,我们家的小酒馆离我而去十几个年头了,拆旧建新,我们又搬回来好几年了。这些年长沙人早喝起了洋酒,品起了红酒吹起了一打打的啤酒,再也冇人“打二两酒”了。下酒的花生米变成了爆米花,点桂子油的槟榔变成了“究脑壳”,坐过“叭叭叭”的,都快有地铁坐了……
元旦是个辞旧迎新的日子,我们的脑袋,不是每天都在向更新的生活迈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