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

　　1月6日晚，香港诗人、作家、学者也斯去世，享年64岁。从2009年底罹患肺癌开始，面对朋友们的关切，他总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也斯(1949.3.12～2013.1.6)原名梁秉钧，1949年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创作有诗集《雷声与蝉鸣》、《博物馆》等十一卷。小说集有《养龙人师门》、《剪纸》、《岛和大陆》、《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曾获第一届及第十一届中文文学双年奖。内地出版近作有北京三联版《在柏林走路》、花城版《也斯看香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人间滋味》、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十论》等。

　　罹患癌症一直说“还好”

　　笔者认识也斯已有4年。

　　第一次见到也斯是在2009年3月，香港岭南大学“当代文学60年研讨会”上，接着是在炎热的8月香港书展，年底又在上海的一个艺术活动上见了一次。从2009年起，每年都会在香港或者上海见他一两次，每年香港书展上和他会面、吃饭、聊天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而他的朋友、读者也都习惯在那些重要的诗歌活动上，听他用广东话朗诵诗歌。

　　最后一次见到也斯是2012年6月，下了飞机匆忙赶往香港会展中心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到那儿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但在空旷的会展中心还是邂逅了刚刚结束活动的也斯夫妇。那年，他被评选为香港年度作家。大家停下脚步，寒暄后，他拉开手提包，遗憾地说，新书都送完了，只有这本学术著作了。那时他身体还好。而在当年3月铜锣湾一家北京餐厅的饭局中，得了肺癌的也斯反而不停提醒在喝二锅头的北岛要注意身体。

　　2009年底，也斯被查出肺癌，这些年一直在坚持治疗。这些年，朋友们每次见他总是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总是笑着回答：“还好!还好!”

　　使香港诗歌拥有自己面貌

　　也斯原名梁秉均，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他是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跨界艺术家等等，很多标签都可以贴在他身上。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

　　“我1949年春天在广东出生，夏末秋初就随家人移居香港。后来我阿姨说我一岁多才来香港，有段时间我还以为是早一年出生。后来才弄明白她是家乡的说法，落地就算一岁，难怪我对乡下完全没有印象了。初来香港整个大家庭十多人住在旺角砵兰街，那里当时还算是近海的住宅区，是好地方。不过我也还没有印象。”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始终认同的是香港人，虽然是南来一代，但他曾对早报记者说，“我才两三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开始在香港定居。虽然没有内地生活的直接经验，但我的家中有许多当时从内地搬来的书，通过书和父母对内地有间接经验，与此同时我的生活直接面对香港现实。”

　　四岁时父亲去世，幼年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外祖父是个旧式知识分子，却在一个农场种菜、养鸡。直到读小学的时候，也斯才跟随母亲进了城搬到北角。童年，他读的是五四文学，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诗歌启蒙，从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徐志摩到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纪弦、痖弦。

　　考大学时，他选了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梁秉钧在浸会大学毕业后，在多家报馆工作，那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

　　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他最重要的诗集《雷声与蝉鸣》出版。诗人廖伟棠对早报记者说，“他的诗歌，完全把香港诗歌从1950年代以来南来文人的影响中独立出来，所以说，他是真正使香港诗歌拥有自己面貌的一个人。”在廖伟棠看来，也斯的诗集《雷声与蝉鸣》是第一本用香港语言写香港事情的诗集，“在他之前，也有一些诗人做实验性的尝试，但没有像他那样，在《雷声与蝉鸣》中完整书写他身处的环境。他住在北角，他就会写北角很普通的街道、店铺，这跟当时的香港诗歌很不一样。”梁文道认为，也斯早期的诗，跟那个年代同时流行的诗歌，比如余光中，完全不同。

　　用文学树立香港文化主体性

　　在很多人看来，也斯用他的文学作品确立了香港的文化主体性和认同。廖伟棠说，“我觉得也斯不只是诗人，不只是文学家，他对整个香港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香港文化的本土认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跟很多政论家、文化批评学者靠呼吁、立论不一样，他真正用作品奠定了文化认同基础。没有文化作品，再怎么鼓吹香港有本土文化有文学，都是没用的。他实实在在用诗和小说、跨界的艺术等奠定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观点和廖伟棠相似，他对早报记者说，“也斯很早就清楚，香港要有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方法去说话，对外来观点看香港，代替香港说话的论述，有他批判性的反驳。虽然他的人很温和，文章也温和，但对外来论述有反抗。他是整个香港主体性慢慢觉醒的最早一批人之一。”陈冠中从1970年代就开始认识也斯，“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他作品，比如在当时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们认识很久，他也在我主编的《号外》做过几个专题，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是交到他手中，在他主编的一个系列中出版。”

　　梁文道没有用“主体性”这样的词来定义也斯的创作，他用的是“文化感性”，梁文道对早报记者说，“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他办过多少杂志，引进过多少新的思潮，教出了多少学生，办了多少文艺社团，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没有一件事情重要。他的写作，尤其是他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末的写作，在我看来，塑造了一种文化感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香港的文化人跟大陆和台湾很不同。大陆的朋友比较雄壮，写的东西毫不介意要写大东西，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认同是毫无异议的;台湾有一种温情，甚至有时候到了滥情;香港有一种冷，这种冷并非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恰恰是很坚持，但不会说出来自己在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很怕感情的流露。更多思辨、怀疑和犹豫不决的这种香港文化感性，很大部分是也斯的作品去界定和塑造的。他那一代香港文化人，他、陈冠中、荣念真等都有这种奇怪的冷冷的调子，而从也斯特别看得出来。

　　他早年小说《剪纸》非常重要，1980年代三地文学作品没有这么写的，非常香港。一个在媒体上工作的文化人，退后一步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从这里看出，香港最早迈入当代资本主义都市，他最早思考这样一种都市是什么，这种都市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关系是什么?他很早做了反省。这种反省不是猛烈批判，不是很直接的坦白，而是总有些犹豫、自嘲。”

　　晚年打捞香港文学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也斯晚年的代表作品，由十二个故事组成，描述了作家本人生活的城市——香港。对于“后殖民”这个词，也斯曾这样对早报记者解释，“‘后殖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上的，英国殖民时代终结了，我们生活在殖民结束后的时代。另一个含义是‘post’的意思，有解构、破的意思。对香港人来说，殖民时代虽然终结了，但他们依然顶着那颗殖民时代的脑袋。所以，殖民不仅是英国当年对香港的统治状态，也是香港人否定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困惑。”

　　从1985年起，也斯一直在大学任教，从香港大学到香港岭南大学，作为也斯在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许子东告诉早报记者，在他看来，尽管也斯在学院内待了几十年，“他最主要的还是诗人、作家，学者对他来说是第二、第三位的。在学校里，他有意引进新学科内容，比如在中文系教电影、创作等。争论就是，如何与传统的中文系做区分。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赞同他。他在中文系，但他的专业其实是比较文学。香港的比较文学一般是在英文系，因为他的创作，就一直在中文系。从积极方面看，开拓了中文系选科的范围，但也引起了争论。”

　　除了写作，也斯也喜欢旅行，也喜欢写旅行，从1970年代写台湾的《新果自然来》、1980年代写大陆的《昆明的除夕》，后来写纽约和东欧的《越界书简》、写柏林的《在柏林走路》。也斯还钟情于美食，美食甚至成了他写作一部分。晚年的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写的香港美食成了小说不可或缺的细节，他还写过《人间滋味》，《蔬菜的政治》。

　　过去一两年，也斯一直向早报记者介绍他的新工作，就是研究、整理、挖掘、打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2010年上海书展，他还曾来到上海做关于香港文学和艺术的专题讲演。

　　(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