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检调部门以贪污罪名大规模起诉大学教授,目前为止已有上百位教授卷入其中,引发台湾学术界、法律界以及政治界的震撼。无独有偶,随即又曝出台南一所大学有教授伪造学生学籍诈取台湾教育部门经费的案件,台湾岛内掀起一场对教授学术操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大争论

　　马军

　　诈领公费遭起诉学界大呼被冤枉

　　近日,彰化地方检调部门以公立大学教授用不实发票诈领公款为缘由,追加起诉中兴大学、阳明大学、国防医学院与台中教育大学四校共十二名教授及研究生。罪名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务。到目前为止,台湾因以不实发票诈领公款而被起诉的教授及相关人员已达百余名。

　　彰化地方检调部门发现,彰化师范大学两名教授被检举勾结新北市国扬仪器公司,以不实发票核销研究经费。在深入调查过后,检调部门发现,涉嫌与国扬仪器公司有挂钩的教职员工遍及全岛,甚至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等知名大学也都有嫌疑,人数多达上百人。检调部门通过国扬公司账目发现,自2008至2010年间,这些教授分别向台湾科技事务部门和教育部门申请专案计划,再拿国扬公司出具的不实发票进行经费核销,金额从五万元(新台币,下同)到五十多万元不等。对于这些经费的走向,涉案教授及教职员工纷纷喊冤,声称“没有一毛钱放进自己口袋”。核销经费全部用来购买复印纸、影印纸、碳粉等耗材上面,至于用不实发票报账,全属方便核销作业的“弹性”做法。

　　对于大学教授涉嫌诈欺当局研究补助经费案,台湾学界的表态相当一致。阳明大学校长梁赓义、成功大学主任秘书陈进成回应媒体提问时均称,以贪污罪起诉这些大学教授实在是“太重了”。而一年以前因诈领公款已经被判刑三年半,如今正在监狱服刑的嘉义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余启仁则在受访时称,自己为农民做了许多事,却仅仅因为购买设备时候操作瑕疵,被判刑入狱,实在是法律的不周延,学界都是受害者,并发誓出狱以后“再也不与政府打交道”。

　　法律还是政治问题各界说法莫衷一是

　　针对大批大学教授被起诉,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均向社会道歉。台湾岛内各大学团体也发出联合声明,表示多起教授不实核销经费案造成社会观感不佳,除了表示遗憾,也向社会大众道歉。

　　然而在道歉之余,教育界人士也认为以“贪污罪”起诉大学教授过重,希望司法部门能够从轻判处。此言论一出便被台湾媒体批评为“学术干预司法”。台湾资深媒体人认为,教育界高层对学术界黑幕不可能都不知道,不能因为涉案教授“值得同情”就要求轻判。而国民党民意代表纪国栋则认为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呼吁显然“捞过界”,认为法律如果有规定,就必须实行,不能因为涉案人员是大学教授,就从宽处理,否则会给社会造成一种“刑不上大夫”的观感。一些大学教授也称,大学教授之所以是教授,就是因为“懂得比别人多”,不能因为推脱是“不懂程序”就能脱罪。也有报料说台湾学界采购回扣金额约在一成五左右,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结构型的犯罪,如果对此事熟视无睹,恐怕整个台湾的学术界都会赔进去。

　　而针对此事,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也表示,一条法律,一个人涉案是法律问题,而多数人涉案就是政治问题。大学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研究费案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谢长廷认为,之所以这么多的大学教授涉及同一问题,说明此问题涉及了很多的制度问题和程序问题,并且认为大学教授的研究经费和政治人物的特别费在习惯上被认知为薪水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些经费的处理上法律条文的界定要更加明确,才不会让教授和政治人物不小心涉案。

　　而蔡英文则表示,大学教授贪图小利、因小失大虽不足取,但是检调单位和司法部门也不该过严判罪,“酷吏之为恶,可能更甚于贪官。”曾经做过大学教授的蔡英文,认为台湾现行的研究经费使用和会计审核制度过于僵硬,无法反映大学里学术研究上的务实需求,僵化的规定往往使得学者们莫衷一是。连政治经验丰富的地方首长都难以处理好会计账目的部分,对大学教授过于严苛的要求,反而会打击到学界。其还认为,如果检调部门在制度不完备、法律不明晰的情况下以贪污罪起诉学者,恐怕不仅得不到廉政的效果,往往还会因为寒蝉效应伤害了学术的自由和研究的环境。

　　法不责众或亡羊补牢台湾各界已议论纷纷

　　对于如何解决此一案件,台湾岛内媒体也是议论纷纷,台湾《中国时报》还特别推出特稿为教授们陈情,认为台湾学界教授们用不实发票核销研究补助经费的陋习已经行之多年,许多担任过研究助理的人都曾经四处凑发票,因发票不足向厂商开具不实发票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此次涉案的教授遍布台湾全岛,如果司法部门决定从严认定,大刀一挥恐怕造成台湾学术界大灾难。

　　而台湾科学事务部门则表示,不实发票的问题在于部门教授年度预算没用完,如果没有及时核销,恐怕来年会被删减补助金额,所以赶在年底集中核销。

　　对此,科学事务部门已经建议,台湾的各大学和学术机构采取“库房制”的做法,集中资金大量购买常用物资,教授如有需要可以至库房取用,由此可以免去四处搜集发票,也可以减少不实发票报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