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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贺禄汀决定了我的一生
贺禄汀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认为是“拉大旗做虎皮”,那么大的艺术家跟你有嘛关系?是不是蒙事呢。的确,在中国音乐史上,贺禄汀太有名了,他作的许多曲子至今被人们传唱,也是中国音乐作品的经典,比如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那么一个大作曲家怎么会跟一个普通的调律师搭旮(界,上海方言,有关系的意思)呢?但这是事实,如果没有那次在上海琴行的巧遇,没有他的那句话,我不会到天津来,也许还会改行。总之,人生不会是现在这样。
刚才说过了,1947年我十岁到舅舅在上海开的美惠琴行学徒,那时的琴行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琴行就是卖琴,做琴有专门的钢琴企业。那时的琴行,跟别的商铺一样,也是前店后厂,自己做自己卖。主要零件如钢板、琴弦等从国外进口。琴键、琴箱自己做,然后组装成整琴出售。我正式学徒是从学拨弦开始的,拨弦的手艺像那么回事了,师傅再一点点教调音。其实,调音最重要的是耳朵灵敏,能一下听出音的高低,虽然那时也有音叉帮你校对,但音叉只有一个标准音,其余那么多全音、半音都要你自己调。那时我们早晨六点起床,夜里十点收工,吃住全在琴行里,睁眼闭眼全是钢琴。说句到家的话,那种环境和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和钢琴已经成了一体,它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它。
我怎么见着贺禄汀的呢?想来真有点传奇。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当时的情景跟电影里演的一样,解放军夜里进城一点不扰民,全睡在人行道上。当时我学徒的琴行在山西南路上,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很近,所以那天店门一开,就看到路上躺着不少解放军。就是那天,有两位穿着干部服装的人走进我们琴行,他们在店里边看琴边说话,看上去年纪稍大些的那位先生,还几次试了试琴。当时我正在调一台没组装完的琴,身边的师傅悄悄地对我说:“小陈快看,那位老先生是贺禄汀。”“贺禄汀是仨宁(上海话,啥人)?”“哦呦,亏了你还是吃钢琴饭的,连贺禄汀那么大的作曲家都不知道,真是罡度(上海话,傻瓜)。”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贺禄汀的大名,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先生看上去很亲和,当时他在我们眼里“老”,实际上也不过四十多岁。我和师傅正议论着,没想到贺禄汀走了过来,我紧张地赶紧低头调琴。这时他说:“小师傅,多大了?”“13岁。”“出师了吧?看你调琴挺熟练的。”我点点头,没敢看他。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想不想出去当干部?”“不会当干部,只会调琴。”我实话实说。“当干部也是调琴,只不过不是在琴行,而是给音乐学院调琴,还有工资的。”听他说完,我心动了,下意识地点点头,说:“行,我去!”“那好,过些天有人会来找你。”说完这话,他和那个人一起走了出去。
说实话,当时也没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大作曲家贺禄汀一说一笑,过去也就忘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真有人到琴行来找我,说是贺院长交办来找我办手续的。后来我才知道,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原本贺禄汀准备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当时定下的院址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天他到琴行来看琴也是为学院的创立做准备。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贺禄汀留在了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是马思聪。
接着说我自己的事,我很高兴地跟贺先生派来的工作人员办了手续。听说我要到天津去,琴行里的同事们很担心,当时他们都没到北方来过,不知天津到底有多冷,但听说北方到冬天能冻掉鼻子,还说一年四季冰不化,好多房子都建在冰上……“哪有那么冷,你到天津就知道会不会冻掉鼻子了。”那位工作人员哈哈大笑,然后轻轻拍拍我的头,意思是让我放心,天津没有那么冷。就这样,我离开了上海,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首批调律师,后来中央音乐学院迁到北京,我留在了天津音乐学院,直到今天虽然退休十几年了,但返聘还在学院调琴。
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我到天津真挺“牛”,第一个接待我的,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后任天津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缪天瑞。缪院长很热情,说他知道我是贺禄汀挑中的调律师,希望我能安心工作,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他。说真的,现在有时想起当年这些事,觉得挺好笑但也很温暖,好笑的是当时我才十三四岁,而马思聪院长、缪天瑞副院长他们,当时都是三四十岁的大艺术家了,但他们对我却跟成年人一样尊重,工作上也信任我;温暖的是他们始终很关心我,又像长辈对孩子那样的宽容、理解、支持。
有幸与一大批艺术家同事
说实话,我真挺自豪的。到了天津以后,一起工作的全是中国一流的大艺术家。
刚才说过了,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同时也是闻名中外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夫人王慕丽是他的钢琴伴奏。我记得当时他家住在和平区潼关道1号,家里有一架德国钢琴。别看马院长是位大艺术家,但对人很谦和很礼貌。按说,我当时只有十几岁,而且还是他手下的职工,他家的琴需要调,打个电话或找个人通知我就行。但他不这样,每次都是上门“请”我,而且还特别客气地称我为“小陈师傅”。
听院里的老师们说,马院长对所有人都很尊重,包括对他的夫人。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院里有意给马院长配一个新的钢琴伴奏,新的钢琴伴奏比马院长的夫人水平高。院里本是好意,因为马夫人的钢琴伴奏水平与马院长有一定差距,所以马院长有时演奏不得不放慢速度,以避免相互脱节。马院长知道院里的好意,但他还是拒绝了,说一直与夫人合作,虽然她的伴奏水平是低了一点,但如果换了伴奏,她会伤心难过。就这样,马院长一直坚持让夫人给他伴奏,遇到快节奏时,他会刻意处理得慢一点,尽量做到珠联璧合。
那时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是国家很重视中央音乐学院。举两个例子给你听,一个是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创办,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却是1956年创办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当时的建院体制没有附中,一直沿用新中国成立前旧的学校编制,年龄小的学生在大学里编进少年班,就相当于现在的附中。我记得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有一批少年班的学生毕业了,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没考上需要分配工作,但却遇到了问题——学生分不出去。分不出去的原因很简单,人家一看他们的学历是“少年班”,误以为水平不行,宁可不要。后来听说这事让到天津来的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说那就把“少年班”改作附中吧,这样就不会有误解了。
附中成立了,校名请谁写?有人说,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名是郭沫若写的,附中也请郭老写。这提议虽然好,但校领导们却有些纠结,郭老是中央领导,能有时间写吗?其实当时郭老的儿子郭立鸿,就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但他们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组字”。所谓“组字”,就是把郭老写的字组起来用,“中央音乐学院”几个字有了,“附属中学”四个字到郭老给别处写的字中提取。这么着,表面一看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名也是郭老写的,虽然内行也许能看出不那么一气呵成,但外行基本看不出破绽。
不知是郭立鸿跟父亲说起了这事,还是郭老问起了附中的事,反正后来郭老听说“组字”的事后,说再忙写几个字的时间还是有的,何必东找西凑的不严谨。于是,郭老马上题笔写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校名,让儿子带回学校。这件事,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都知道,并当成美谈。
我的少年朋友都是大师
一点不吹牛,我的少年朋友都是大师。名气小的不说了,就说人们耳熟能详的,如刘诗昆、鲍蕙荞、盛中国、殷承宗等。
为什么能与他们成为少年朋友呢,不说你也知道了。到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后,刘诗昆、鲍蕙荞、杨竣他们那批人,当时都是少年班的学生,我虽然是学院的调琴师,但比他们大不了一两岁,他们练琴我调琴,业余时间一起在操场打球,一天三餐一个食堂吃饭,自然而然就熟了。平心而论,他们那批学生之所以后来个个成为演奏家,跟他们当年的单纯执著、刻苦练琴有关系。当时大家都知道,刘诗昆家里很富有,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正宗的“富二代”,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瘦瘦高高的他,留平头、戴眼镜,文质彬彬,对人很有礼貌。我每次给他调完琴,他试奏以后都要真诚地说谢谢。鲍蕙荞跟刘诗昆不一样,她来自普通老百姓家庭,进校时的水平也远不如刘诗昆,而且开始学琴时年龄偏大。听她的老师们说,她将就够“599(车尔尼钢琴初步教程)”水平。也许正因为如此,鲍蕙荞的刻苦劲儿谁也比不了。我记得当时她很瘦弱,也不爱讲话。别的女孩子休息、逛街的时间,她全用在了练琴上。后来她一点点追上并超过了别人,没有那种刻苦劲儿,是根本不可能的。
怎么会跟盛中国成了好朋友呢?他是小提琴演奏家,不用我调琴,应该跟我没嘛关系。可当时我跟他父母是同事,他父亲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雪,母亲朱冰老师也在音乐学院工作。当时盛中国有九个弟弟、妹妹,他排行老大。可想而知,一个家里有那么多孩子,父母工作又忙,孩子肯定经常“放羊”。记得有一天晚上,朱老师把我找去,指着她家大通铺下的一溜鞋子说:“小陈师傅,你看我家老三老四没回来,麻烦你陪中国一起去找找吧。”这样的事没少发生,所以当时我跟盛中国就更熟更哥儿们。当然,他跟我好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虽然比他大不了几岁,但我是拿工资的调律师,每月有八十多元的工资,当时这个数跟现在的“小款”差不多,我们小哥儿俩出去玩,我出手挺大方,有时还心甘情愿地“资助”他。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好朋友,前些年他到我家,进门后直言不讳的第一句话“你怎么过得那么穷?”我一笑,心想怎么能跟你满世界转的大艺术家比。在我看来盛中国是一个很重情很仗义的人,后来我女儿跟他上课学琴,他始终一分钱也不收。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培养,我女儿不会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又出国留学,现在是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员。
说实话,曾与那么多中国一流的艺术家为伍,最让我受益而难忘的,是他们对艺术对人生的态度。不瞒你说,到天津后我跟大师们学过钢琴、小提琴,他们全是免费教我,就像对待他们的学生那样,认真施教一丝不苟。学拉提琴是因为喜欢,学弹琴是对调琴有帮助。刚才你问我,在音乐学院守着那么多大师,如果改行学演奏,可能也会有所作为吧?但现在我还是个调律师,后不后悔?老实话,前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后一个问题,实话讲:不后悔。他们有他们的专业,我有我的专长。当时我就想,调琴也是一门艺术,自己没必要放弃一门热爱并掌握了的艺术,再去学一种自己不具优势的艺术。我一直认为,自己与他们从事的是不一样的艺术门类,虽然收入上跟他们没法比,但就其艺术本身,不分高低贵贱,而且他们没有我还不行呢!
-时间:2013年1月11日
-地点:天津音乐学院
感受讲述者
别样的“大师”范儿
他跟电影《风声》里梁朝伟扮演的角色一样,是人们不大熟悉的钢琴调律师。
《风声》的主演是大明星周迅与梁朝伟,故事背景地是解放初的上海。当时共产党为找到信号频率飘忽不定的“敌台”,组织派周迅扮演的机要员,到上海找寻一位可以分辨捕捉细微音频的钢琴调律师。于是,梁朝伟被请到了秘密的电台基地,他那对有特异功能的耳朵派上了大用场……
电影里梁朝伟扮演的钢琴调律师很帅,虽然双目失明,但派头装束范儿,一点不差。但在天津音乐学院干了六十年钢琴调律师的陈锡祥,外表气质劲儿,却与常人几乎没任何差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后背微驼、头发稀少、江南口音的老人,永远给人幸福快乐的感觉,无论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还是小琴童都喜欢他,亲切地叫他“陈爷爷”。他的一半装备,是一辆“二八型”老旧自行车、一个鼓鼓囊囊的工具包和一个用了多年的老手机;另一半装备,是灵光的耳朵和粗糙的双手,还有听见旋律就专注的心。
自以为跟陈老很熟,多年来他一直给儿子调琴,每年至少见上几面,见面时攀老乡聊熟人,家长里短没少说。但却怎么也没想到,他的人生中有那么多带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天聊天是从《风声》里的调律师开始,当听到上海、琴行、调律师这三个词时,陈老的反应就像电脑搜索引擎得到了指令,悠然链接出的内容多得目不暇接,可见这些记忆是留在他心底的,尽管时间已过了那么久,但回味时依然清晰。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电影里的场景他很熟悉,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在上海那样的环境中开始的:法国梧桐掩映着的洋房,跑汽车也跑人力车的街道,带旋转门的音乐厅,还有清雅宁静的琴行……他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时,上海的琴行已经很多了,开琴行、学调律的,多是脑瓜儿活络手里有钱的宁波人,包括他自己,1947年小学一毕业就背着铺盖卷儿,从宁波老家到上海舅舅开的琴行里学徒。
1949年,上海解放了。大艺术家贺禄汀到他所在的琴行买琴,碰巧看到刚出师在店里调琴的他,走过去亲切和蔼地说:“即将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需要调律师,小师傅你愿意不愿意去?”那时只有13岁的他,的的确确是个“小师傅”。“行,我去!”就这仨字,让贺禄汀高兴地拍了拍他肩膀,然后说过几天有人会来找他。
“这一学一去就干了一辈子,而且给中国那么多大艺术家调过琴,值了!”陈老如数家珍地说出了贺禄汀、马思聪、朱工一、盛雪、叶开基、周广仁、刘诗昆、殷承宗、鲍蕙荞等人的名字,满足和自豪的微笑始终在脸上荡漾。尤其让他难忘的是,像刘诗昆、鲍蕙荞、盛中国等一批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艺术家,都曾是他少年时的朋友,他们在天津原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园里,一个食堂吃饭,一个操场打球,一个楼里生活,一起走过了那段美妙的时光。
此时此刻,搁别人也许会有失落和遗憾,因为他干了一辈子的调律师,如同给别人做了一辈子嫁衣裳。如今穿过他做的嫁衣的“新娘”们,个个都被人们仰视,而他还是蹬着自行车,驮着工具袋,默默无闻地调琴。“这没什么可失落的,干的事情不一样。他们琴弹得好,但我琴调得好,也了不起,对吧?!”说这话时,陈老一字一句很认真,一点不想谦虚也一点没有谦虚,而且还是一种让人应该信必须信的口吻。
有意思的是,陈老讲述时几次有意“秀”几句跟钢琴有关的英文单词,挺专业挺出彩儿;每次调完一架琴,随手来几段李斯特、海顿的小旋律,很欣赏地自我沉醉。其实,他即使不“秀”,他的经历他的人生,已经有一种别样的“大师”范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