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同样写中国，有些作家下笔很浓，像莫言的作品，而您的小说，像《古炉》、《带灯》这些，却感觉是您在刻意地求淡，甚至有些读者会因为太淡而读不下去？

　　贾：有些人吃辣，有些人不吃辣，很不一样。我不喜欢太激烈的表达。我的方式是表面平淡，不追求刺激，文字就像中药那样，慢慢渗透。《红楼梦》也不激烈，很淡。沈从文，张爱玲，在文学上很讲究意境。现代作家中还有林语堂和周作人，也是淡淡的。我认为作家只对看他作品的一部分读者负责。另外就中国转型期的现实，我只是呈现出来，因为好多危机是“无解”的，我可以做的只是呈现。

　　记：您的小说中，有几个著名的地点，比如古都西安，还有商州等，您怎么看自己作品中的地域性？比如我非常喜欢的《高老庄》，高老庄人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脏”的地方，甚至已是大学教授的子路从城里回乡后也变得邋遢起来，高老庄的背后是否有个模型呢，您是在写自己的家乡吗？

　　贾：我只是在熟悉的生活上，虚构我的人物和故事。商州也曾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坐在门口唠唠叨叨讲那里的故事，无非饮食男女，家长里短，俗情是非，它已不是行政区域上的商州，是文学的商州。

　　至于你说的地域性，我觉得在一个国家，只有生活习性上会不一样，其他在行为、人性和价值观上都差不离，最大的区别是在饮食上，每个地域都不一样。我以为一个作家必须要占领一个，写他熟悉的那个地方，但心里却要装着整个中国，才能把作品写透。即便小说因为地域特点而出现方言，也是要有节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