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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树勇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曹卫东 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德国《论证》杂志和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学术委员。
瓦尔特·本雅明,生于1892年,逝于1940年,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本雅明固守了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的睿智、深刻、优美和孤独,他的一生有如颠沛流离的戏剧,他有卡夫卡式的敏感和脆弱,他在欧洲流浪,为的是体验震惊。
本雅明的写作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像传统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他发明了大量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名词,他的写作异常凌乱,让读者莫名其妙——当你觉得他写得不够严谨时,他说这是文学,而你觉得不够优美时,他又说这是学术的严谨。他如此渊博与多才,以致无人敢质疑他,但代价是他没有知音,一生在孤独中挣扎。
今年,他的代表作之一《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已被翻译成中文,这本德国普通读者都不太能看得懂的书究竟说了什么?它将给我们中国读者带来怎样的启迪?为此,本报特编发曹卫东教授的讲座,以飨读者。
两类人喜欢本雅明
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本雅明,不是所谓的“拾荒者”,不是“采珠人”,而是“门外汉”。我建议大家站在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来看本雅明。现在中国关注本雅明的主要有两类人:
一类人是高校的教授们,他们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理论的资源,而非哲学专业的学者对他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哲学专业的,比如艺术专业;第二类人是爱好者,他们往往能从本雅明的作品中找到有助于他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大家不要想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尤其是本雅明专家,因为很难,本雅明文集正在出的是20卷,如果出全集,大概在60卷到80卷。所以,不要带着专业背景来阅读本雅明,而应该像本雅明一样,从“门外汉”的角度来进行阅读。
真正想做本雅明,建议大家读三本书:《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巴黎拱廊街计划》。
被忽略的17世纪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之所以难,因为引用的17世纪文学作品大多没有中文翻译,我们可以从3个视角来阅读它。
第一个是17世纪的视角。我们现在探讨西方思想多是从1789年开始的,作为过渡的17世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巴洛克文学基本被我们忽视了,而17世纪是欧洲两大文学类型的发端——一个是现代小说,一个是现代戏剧,这个世纪对德国人来说尤为重要:
其一,17世纪的德国在西方具有反统一性的先锋作用,在本书中,本雅明想说明的是,作为过渡时期的17世纪对德国的意义远远重于法国和英国,因为它想开辟一条类似于我们今天反现代性的道路。
其二,17世纪对德国自身的重要性,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战争打出了现代欧洲格局,但没有打出现代德国格局,为德国的日后动荡埋下了伏笔。其实,当时的政治哲学正衬托出了德国的思想哲学,也就是本雅明一直主张的所谓的“星丛”结构,也就是说,不同思想结构之间如何相互衬托。从本书可以看出,本雅明赞扬巴洛克文学,批判德国浪漫派。
其三,返还到悲苦剧来,当时的德国状态糟糕,德国的文学到底要往哪里走?德国人开始寻找民族文学,当他们开始用悲苦剧承载民族文学时,已经开始找到了这样的路径。
另外两个读懂本雅明的视角
第二个是“君主”的视角。悲苦剧与悲剧是有区别的,这不是两个文学概念,而是两套思想体系。悲剧的主角是“英雄和神”,悲苦剧的主角是“君主”,按理说,这不该是现代文学所谈的,现代文学应更关注大众和贫民,但悲苦剧关注的是世俗化进程中“人的君主”。
第三个是东方的视角。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大量地引用了施密特的东西。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人和神的分离。本雅明也很快发现,悲苦剧中的这些君主表面是有决断能力的,但他们失去权力正当性来源后,所有这些“君主”都凸显出了正当性的另一面——优柔寡断,《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也贯穿着这种“忧郁”的精神。当人完全离开神之后,面对的一个自我重新寻找根的过程。
对于17世纪德国来说,最理想的“君主”形象,不在欧洲,在东方,如波斯的君主,亦有中国封建君主。从东方他们看到了成功的主权者,他能决断,有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决断力。他们奇怪的是,欧洲的君主需要摆脱神权,而在东方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值得他们学习。希望建立一个现代世俗的主权者形象,本雅明在巴洛克文学中很好地找到了这样一个形象。
本雅明的意义:寻“真”之旅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进度中,本雅明告诉我们的不是“异化”,而是告诉了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生存中面对的根本问题——“真”在哪里和显示“真”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看《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有很多认识论的东西,告诉了我们怎么把时代的真理转换为哲学的真理,怎么既把握这个“真”又很好地把这个“真”呈现出来,今天我们既失去了把握这个“真”的能力,又失去了呈现这个“真”的方法,这是本雅明给我们最大的启发,让我们重新开始检视我们的“真”是什么,寻求真理途径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而“异化”则是我们从市场层面进入到社会层面所带来的后果问题。正如我们读到“拱廊街”,如果不知道拱廊街是什么,已经不用去巴黎了,去下王府井就行了。
陈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