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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蒋兆和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
二十年最美好的青春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本《中国文化人影录》,一本《世界名人肖像》。如果我图名图利的话,我也不会做这件事,因为这太困难了。 ——2001年邓伟日记
诗人艾青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
一件事
本报记者孙小宁
世上总有些事,是不能学会的
邓伟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与李可染有关的《学画记》。李可染先生是引领他走上艺术之路的恩师,对于恩师的怀念,他说过一句,一直让我铭记在心:“我在心里不断向他(指李可染先生,编者注)鞠躬,在国外,我向东叩首;在北京,我向西叩首。”
对人有诚意,是邓伟最本真的地方。所以即使光环很多,仍然让人愿意引他为友。
这种诚意还包括,你和他约见面,永远不会担心他迟到。若是你早来,他到后一定会看看表,再次审视下自己是不是来晚。像我这样拿起相机给人拍照,能把对方气得半死的摄影外行,若有天心血来潮,问起摄影方面的傻瓜问题,他也会一板一眼给我解释,条件允许的话,他甚至可以当面演示。
而他日记中所记的某些与人交往的细节,如果你从诚意这方面来理解,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实诚得出奇。那本名为《北京人》的摄影书,是他花三个月时间整天钻胡同入高楼拍出的数个北京人面孔。日记中有段说他如何和胡同里的老百姓套磁,可能侃得太投入意向太明确,有个人感叹了一句:你可真有耐心啊。这话我怎么想来怎么逗,甚至连那说话的表情都想象得出来。
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摄影师了,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你问到他问题,他仍然还会鼻尖冒汗,一副快速抢答、很想让你满意的急促。所以,有一年听到他获得希腊一个面向全世界顶尖文化人的荣誉奖项——希腊索菲奖时,我就在想,这么一个一紧张就鼻尖冒汗的中国男人,到底是如何站在希腊那个著名的世界戏剧圣地——德尔斐古剧场的领奖台上的呢?还穿着非常正式的西装。因为,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从来不会打西装领带。因此对他来说,每次出席正式场合,请人帮忙打领带,是他最费神的一件事。
国内有那种一拉得,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忍不住问他。他被问得认真劲上来了,那不是糊弄吗?我不习惯。我还是要每次戴完再摘下来,下次重新打。那在英国你一般找谁打?英国裁缝铺的人最合适。他们有的甚至还能认出我呢。嘿嘿。既然这么认真,那就认真地学一下,不就结了?你可是敲开世界文化名人的门的人呐,难的事都拿下了,打领带这么简单的事儿怎么就学不会办不成?但他回了一句,人不能样样学会,总有些事是不能学会的。这样才能给你一个感谢别人的机会,对吧?
大雪天的开始,大雪天的离去
2013年2月5日早晨,八点,八宝山的莲花厅,邓伟的家属为他举行了低调的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奇寒,天降大雪,我起了个大早见他最后一面。我注意到,在这大雪纷飞天为他送行的,还有一些电影学院82级的同学:张艺谋、顾长卫等。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在留言册上写的是:邓伟,我们天堂见。
2002年,电影学院82届20年聚会,邓伟曾为我当时主持的“名家”版面写了《光阴的故事》一篇文章,记述当时聚会的情形,他可真是好记性,并且有超强的现场观察与摹写能力,至今我还留存着这份样报,它的结尾是: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一首歌里这么唱着。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在心中珍藏起彼此年轻时的容颜慢慢老去,让我们互道珍重快乐地生活吧。
这曾经人才辈出的82届电影人,不知有没有再举行30年聚会,但可能他们谁也没想到,在那次聚会十年后的转年开始,这个独自走上摄影路到世界打拼的同学,就这么猝然离世。
而仅仅是去年的6月,我们的那次见面,我还问他:你将来老了怎么办?我指的是,他漂泊半生,至今仍是孑然一身,对晚年会有什么考虑,他当时不假思索地答:进养老院。
老天没有让他做这样的选择。老天最终把他留在生他养他的中国。老天是在怜惜他做事太执著、太不惜命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没完成的事情还有很多,奥运会后到中美洲拍摄的照片文字还没来得及整理出来……
八宝山莲花厅的告别,前前后后只有半小时,之后他就向天堂去了。同样是这么个雪天,张艺谋的文章中曾提到,当年他也曾经在这样的天气艰难地行走,被问到为什么,他说,我要锻炼自己的体魄与意志。我要开始做一件事了。
ONE LIFE,ONE GOAL(一辈子一个目标),这曾经是邓伟国外为生计打拼的时代,一位叫达叔的华人移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以此概括他的一生。在确知他离世的消息时,我搜到了自己曾经写过的一条与他有关的微博,我把它再次转发出来:
对于一个四处游走的摄影家,邓伟总是被问到:很多年后,你拍的人都已逝去,这些照片还有什么价值?读他最新一本摄影集《中国人》,我想替他作答:时间自会显出它应有的价值。我们已经看不到梁漱溟与聂绀弩这样的人了,但是望向他们独特的身姿,就似乎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在许多人心中变得如此重要。
走好,邓伟! F107
但是,显然,他对我所列举的那些观念摄影师,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答案像信仰本身一样简单:“我只拍我感兴趣的人与物,他们在重大事件中发挥过作用,他们的作为也曾感动过我。”“我不愿自己的镜头表现丑陋,也不愿花精力在一些引起心灵负面震撼的人。”“我的生活中也常被丑陋包围,但不好的东西伤我一个人就够了,干吗还要再伤别人?”
记起这些问答的瞬间,我用的是上网检索。这曾是我2007年的一篇采访,做到版上的标题,其实已经代表了我对他人与作品的进一步认识:《邓伟:慢慢地学会幽默》。
有时,一个认真的人,很可能是本性上无法幽默的人。而我竟然在邓伟的一幅幅伦敦作品中看到了幽默。我想,并不是他骨子里有了幽默,而是他用心地体味这座城市,从中看出了幽默。这些幽默的伦敦作品,恰好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期间,对我所主持的英伦文化版面起了点睛作用。而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时事务颇多,又有赴墨西哥拍摄计划。但是在启程前,他仍然如我所要求的那样,从他海量的照片里为我挑选出恰题的图片,并认真地写了图片说明。如果将它们连缀,同样是一篇有关英国人的好文章,但我当时想到他的摄影家身份,还是把它们做了图片说明。
“你按你的想法来。”他其实很尊重一位报社编辑的版面要求,但我每每将刊载他的文章、摄影作品的样报拿给他时,出于艺术家的敏感,他仍能点出某些版面处理上的不足。有一次,正吃着饭,他拿起一张白纸,开始在上面画版式。只将某个图的位置调换了一下,整个版就舒朗多了。放下笔,他说了句:“密不透风,疏能跑马。”我知道,他是把当年跟李可染先生学画的功力用在了版面处理上。当然,这对他只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