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为明末清初人，一生狂狷。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苏州知识分子反对吴县县令任维初贪腐和酷刑逼税，哭于文庙，以示抗议，此时顺治帝刚过世，正设幕供人哭灵。巡抚朱国治借“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逮捕了十余人，金圣叹亦在其中。传说揭帖和《哭庙文》由金圣叹起草，作为主使者而被斩首，成为当时有名的“哭庙案”。

　　金圣叹声名鹊起，不只是缘于哭庙案，而是因将《水浒传》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砍掉招安的情节，代之以卢俊义梦见稽叔夜斩杀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缩短为七十一回本，近人称腰斩本。特别是逐回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喧腾文坛，六七十年代批投降派宋江，金圣叹跟着又火了一把。

　　且不论金圣叹关于小说的思想观点与艺术见解，我感兴趣的是金圣叹何以特别讨厌宋江，而称赏武松、李逵和鲁智深呢？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金圣叹不怕杀头，敢于反对贪官污吏，甚或反对昏君当政，可是并不反对皇权统治。所以，对于造反队伍的头头宋江，所谓“盗魁”，自然是没有好感。可是仔细推敲各回中金圣叹之所以讨厌宋江，还是因为宋江“奸诈”、“狡猾”、“纯用术数笼络人”、假、言行不一致，不如李逵的“天真烂漫”、“诚朴、真”，不如鲁智深的“心地厚实”，更不如集众英雄人格特质于一身的“天人武松”。因此，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李逵、鲁智深、武松列为上上人物，而把宋江和鸡鸣狗盗之徒时迁，归入下下人物。

　　从人格学的角度而言，金圣叹同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戏曲家汤显祖、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有相似的生活理念和人格追求。他们都主张人要保持真情真心。如李卓吾在《童心说》中，特别强调人要有童心。所谓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为何失却呢？李卓吾认为，“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日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概而言之，人受到社会上道理闻见的影响，主宰了人的内心，而童心失。所谓外入的“闻见道理”，按李卓吾的解释，则是“多读书识义理而来”，其中最障蔽人心的“书”和“义理”，是儒家所谓的经典。因为《论语》、《孟子》，都是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的语录，不是万世之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按《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判断，嫁了汉子的女人一旦沾染了男人的气味，便讲出为官作宦和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而男子如丧失赤子之心和真性，便有如梦中见到的甄宝玉，满嘴的伦理道德和读书应举。

　　其实李卓吾并非反对读书，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强调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精神，不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在人格上反对道学，主张诚实做人，依照自己的真性情，有什么说什么，言行一致。这也是金圣叹为什么讨厌宋江的虚伪，而欣赏诚实的李逵的原因。问题是，人置身于社会当中，必然形成真性的自我和“社会我”两重人格的冲突。一些人上班时，戴上“社会我”的人格面具，去应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回到家里或独处时，才恢复了真实的我。倘如像李卓吾、金圣叹，执拗地坚持真性的我，同社会处处不同调，到头来也许会被当作异端狂人灭掉。或如贾宝玉痛苦地纠结于自我与“社会我”之中，是调和两种人格模式的活法，还是率性而行，拒绝戴任何“社会我”的人格面具，或是放弃真实的我，做一个甄宝玉似的乖孩子，谁人都不能给出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