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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之中,我和方纪先生有着某种缘分。
近几年,我经常向人们夸耀,素有“诗洋画海金束鹿”之称的我的老家——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在当代出过四位文化名人,他们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画家赵望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诗人公木,《穆桂英挂帅》的作者、画家任率英,再就是《挥手之间》的作者、作家方纪。
这四位乡贤,我只见过方纪先生一次。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国际商场五楼举办刘松庵先生的书法展,方纪应邀参加,他拄着拐杖,由人搀扶着,很艰难地签字,与人握手。他个头不高,脸有些瘦长,戴一副老式眼镜,虽步履艰难,却有一种威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远远地望着他,没有勇气上前跟他攀老乡。
本来,我是有机会专门拜访方纪先生的。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有一位老同志,和方纪很熟。那位老同志当过一个中专的校长,校名就是他请方纪题写的。他多次答应带我去方纪家拜访,但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一天夜里,这位老同志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过了不久,从报纸上看到了方纪去世的消息。拜访方纪的愿望就再也无法实现。
但我依旧时时关注着方纪。他的散文《挥手之间》堪称经典之作,他的长诗《大江东去》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为我找到了一部精装本的《方纪文集》,我把它和《孙犁文集》、《梁斌文集》放在一起,算是来自冀中的三位文学大家的一个聚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买到了方纪的书法作品。
经历了“文革”,方纪可谓劫后余生,他以超乎常人的意志,以病残之躯苦练书法,竟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的左手书法,既有颜真卿的豪放,也有苏东坡的潇洒,洋溢着浓厚的文人气息,自成一格,令人赞叹。这也可以看出方纪的天分之高,艺术修养之深厚。
我每天下班路过一家小裱画店,老板姓时,谦和而又不失精明。他那里有许多方纪的书法作品,是一位朋友托他代卖的。这些作品随便卷在一起,并不引人注意。店老板有空的时候,便挑选几张裱起来,挂在店堂里。由于很多人不知道方纪,店址又偏僻,这些字少有人问津,有的蒙上了一层灰尘。我发现后,便经常去那个小店,主要是看方纪的字。几乎每去一次,都会挑选一两张,久而久之,大概选了十几张。同时,我还相中了一个镜框,上面镶着方纪临写的颜真卿的“虎腾”两个大字,颇有气势。老板说,方纪很少写这样的大字。我觉得有道理,就花了较大的价钱买了下来,至今依然挂在家中的客厅里。每逢来了客人,我都要介绍一番。
更为幸运的,是我竟买到了方纪先生的签名本!
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朋友结伴去鼓楼买书,在荣盛德书画社,这位朋友被众多的画册吸引得挪不开步子,我不忍硬把他拉走,就说,你先慢慢看,我自己去文化街走走。
由于天气不太好,文化街游客稀少,很多店铺都提前关了门,我来到一个位置偏僻的小书店,里面只有店主夫妇两人。店主大概中午喝了不少酒,倒在一个躺椅上,他睡得很沉,鼾声如雷。我先在架子上扫了一遍,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又去翻摊在店中央桌子上的杂书。突然,一本《方纪散文选》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精装的普通32开本,在开本越来越大的时尚中显得有些落伍,拿掉护封,是全绸布面,书脊上的书名和装饰均为烫金,这是一种豪华的设计,并不常见。我打开扉页,差一点叫出声来,原来,上面有方纪的毛笔题字:“某某同志方纪左手”,还有一枚方纪的图章。这枚图章非常有名,其篆刻出自齐白石之手,印面上有两道划痕,据说这是“文革”红卫兵抄家时留下的“战绩”,方纪在许多书法作品中都用过这方印。
翻开版权页,赫然印着“封面设计:陈新”,陈新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许多重要的图书设计都出自陈新之手。这本书是1979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仅印了1000册。
如果说,这本书的设计者大名鼎鼎,那么,书名题签和序言的作者就更是如雷贯耳了。书名是由文学大师、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题写的,序言是由方纪的好友孙犁所作。孙犁的这篇序我读过多次,但每次读起来都有一种新鲜感,序言的开头这样写道:“轻易不得见面的曾秀苍同志,今天早晨带了一包东西,到我这里来,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我当即回答:‘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我这种义不容辞的慷慨态度,对熟悉我的疏懒性格的人来说,简直有些突如其来,一反常态了。”
孙犁的这篇序言写得感情深厚、真挚,虽着墨不多,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缺少城府,敢作敢为而又百折不挠的方纪。这可以说是写方纪写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这篇序言也是可以传世的。
店主大概也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在原价1.45元的书上用铅笔大大地标了30元!
我没有还价,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因为,我感到,这也是我和方纪先生的一个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