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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山地缺水,不宜种麦。故当年老何若能吃到一顿白面食品,不用谁问,我都会显摆:今天我很幸福。但是,明天还得接茬痛苦——嚼红薯面饽饽,吃完烧心,反胃,吐酸水。
我记得当时公社脱产干部,每人每月30斤粮食定量中,有百分之二十的指标为白面,计6斤。可就是这6斤,足以让他和他的家人自豪,并成为广大社员群众鞭策子女进步的光辉榜样。房东老汉咣咣给儿子两脚,说:你啥时也出息出息,吃上打饼,让你老爹老娘也沾沾光!
他说的“打饼”,就是烙饼。由于面少,缺少做面食的实践,蒸馒头怵头发面使碱,捞面条又太费面,一来二去,当地就觉得“打饼”又省事又好吃。打时内层抹油撒盐,烙时锅里多放油,两面烙得发黄,吃着外焦里嫩,说白了,有点咸酥点心的味道,很解馋。
有一年夏天,县里要开知青会,让我写个发言稿。那天我下地干了半道,大队广播让我马上送到公社。8里山道,一路小跑。到了,正赶上伙房打饼,那香味往外一飘,人顿时就要走不动了。要说我从小就不馋嘴,可自春天到夏天,顿顿稀粥红薯咸菜,味觉功能都要废了,冷不丁有这味儿往鼻子里一钻,生理反应太强烈。我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告诫自己:你是知青不是饥民,才没闯进去抓一张。当然,也进不去,伙房门口都是端着家什的公社干部,正满心欢喜等着吃打饼呢。
接下来的场面,现在看有点“残酷”:天热,公社干部都在院里树阴下吃。文教助理还是个急性子,一手掐着饼嚼,一手就拿稿子看,我还得帮他翻。这边我饥肠辘辘,一尺之外,那边满嘴油汪汪,一时我就明白陈胜吴广为何起义了。还好,二两一张,不大个小饼,助理伸了两下脖,就没了,然后喝小米粥。我看别人都是两张饼,他就一张,顺嘴说:这就饱了?他倒实在,说:我老娘下个月过生日。
这话您就听不懂了。老何懂:他娘过生日,他最起码得带几斤白面回去。公社干部是一个大粮本,从粮站买来存在伙房。如果这个月你吃了3斤细粮,那就可以从伙房交钱称走3斤白面。那时山里人串亲戚,妇女挎的小筐里有一个长方纸包。一开始我们不知是何物,房东家收了一包礼,打开一看,原来是白面,颜色都变灰了,说不定转了多少道手。后来知青带去了挂面,挂面一下子变成礼品中的佳品。
往下我还和“打饼”有一段故事。公社成立广播站,抽我过去,连写稿、广播带值机,晚上还管电话交换机(手摇的)。每天补助0.5元,粮票自付。虽然挺忙,但比下地干活舒服多了,而且,能和公社干部一起吃,换句话说,能吃上打饼了。夜里迷迷糊糊接电话,心里都美:我咋这有出息呢!
伙房就一位老师傅,隔几天打一次饼,使大锅。大锅烙饼香,锅底放油,煎了两面,挪到锅帮子上烙。一锅烙十多张,下面还得烧火,一个人就有点忙不过来。我先去帮着烧火,很快就下手和面揉面擀面放油盐,一干,不比老师傅差,这活我在家帮我妈干过。等干部们一吃:咋这香?敢情,我更舍得放油。按规定每人两张,我也一样,有时油大的都让人拣走了,我心说就是吃干面饼,也香!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一个月,我打饼的手艺练成了,可广播站的机器线路哪连哪还弄不太清。某日晚开全公社大队电话会,一个三相收音机(带扩音)出了事,传出了“敌台”的音乐。还好,我监听着,一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我立即关机。但那也是严重政治事件。转天早上,县公安局就来人,把我关在屋里。那天正赶上伙房打饼,老师傅左等右等不见我过去,只好自己干。过中午了,干部们都等急了,饼味才飘出来。
门开了,公社领导给我使个眼色说:是机器问题,你马上回村去。我知道那是给我一条生路,前不久就有人因这事判了6年。我夹起行李就走,到街上回头望,干部们都在吃饼。我到路边人家讨了一瓢凉水灌下去,就回了村,从此结束了临时“脱产干部”的生活。往下又插队数年,就再没吃过那么香的打饼。
日后下饭馆,点主食我就爱点家常饼,吃不了打包。有一次我主持个作品座谈会,四五桌散了,一盘盘饼都没动,我都拎家来。早上饼夹鸡蛋,中午炒饼,晚上烩饼,吃了好几天。再往后,人家知道了,一要主食就多要饼,直接就打包,弄得家里冰箱全是饼,老伴说你备荒呢?现在我坚决不要了,我咋也得吃点别的。而且公款少了,个人掏腰包,吃多少要多少,也没啥可打了,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