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商子雍
香苜蓿是一种非典型性苜蓿,下来要说的,是那种被丹凤人称作野苜蓿的典型性苜蓿。
对苜蓿,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如下记载:“(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
《史记》以后,提到苜蓿的典籍尚有许多。
班固所撰《汉书》:“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
南朝梁代人任昉所撰《述异记》则提到,张骞苜蓿园在洛阳中。苜蓿本胡中菜,骞使于西域得之。
元代人刘郁所撰《使西记》:“草皆苜蓿,藩篱以柏。”
明人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陕西最多,用饲牛马,嫩时人兼食之。”
清代人汪灏等将明人王象晋所著《群芳谱》增删而成的《广群芳谱》:苜蓿“三晋为盛,秦齐鲁次之,燕赵又次之,江南人不识也。”
(按:前述古籍中提到的大宛、罽宾,均系古时中亚之地名,由此可知,苜蓿来到中原,乃中外文化交流之成果也!)
对“江南人不识”苜蓿一说,我有一点儿补充。时至今日,情况好像已有所变化了。因为,在上海本帮菜的菜谱中,就列有汤酱草头和生煸草头(上海人称苜蓿为草头),其中的汤酱草头,更是被收入了1960年版的《中国名菜谱(第九辑)》。看来,在把苜蓿作为食材的使用上,如今的南人,已经走到了北人的前面。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苜蓿的被推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嫩绿,是穷苦百姓度荒的恩物——苜蓿春夏时下种,当年起根发苗,其根系发达,长势旺盛,一株有数十茎,每年可多次刈割,能连续生长而不衰。文献记载,清光绪四至五年时,河北大饥,民众“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而在《元史》中,更是记录有官方出面倡种苜蓿的史实:“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颁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前面我曾经提到,“民间的麦饭,是一种穷人的饭食,是在粮食不能果腹窘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苜蓿代粮,助民度荒,西安人爱吃的麦饭,想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吧!
苜蓿除过营养丰富以外,其药用价值,也历来被人们看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经常食用苜蓿可以“安中利人”,能够“利五脏,轻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诸热恶毒”。通过中医的长期临床实践,李时珍的以上论述,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苜蓿还是优质绿肥,尤其是根部的瘤菌具固氮之功效,故而北方有农谚曰:“一年苜蓿三年田,再种三年劲不完。”
……
如此可爱的苜蓿,又怎么会不成为平民百姓的宠物呢?
晋代有一名叫葛洪的思想家、医药学家,他在《西京杂记》中描绘道,西汉年间,京城长安东南郊的乐游原上,一望无际的,是遍种的苜蓿,在清丽春阳的沐浴下,紫色的苜蓿花光彩照人,一阵清风吹过,常常会发出动人的萧萧之声……如今,乐游原仍在,可前述美景却已经荡然无存;每每到此,我总会禁不住地发出沧海桑田之叹!
不过,嫩苜蓿还是有得吃的。今年春天,去一位朋友的老家玩儿,不但吃到了美味的苜蓿麦饭,而且还带着一大包嫩苜蓿回西安(同时带走的,还有黑豆、花椒等土特产)。我的这位朋友在旧时是所谓的大户人家子弟,家里老人说话,未免会有些昔日遗风。他九十高龄的母亲指着苜蓿和黑豆对我说:“唉!过去这都是喂牲口的!”我回答说:“没事没事,牲口吃了不掉膘,人吃了也能长肉,有福同享,大家一块儿吃!”在场的人好一阵儿开怀大笑!
回到西安,翻阅杂书时,无意中和两则把人、驴、苜蓿这三个元素纠结在一起的有趣故事迎头相撞,读后不禁莞尔。现转录如下,与读者诸君分享……
一个故事出自宋代大文人苏东坡的寓言小品集《艾子杂说》(也有人认为,此书是托名“东坡居士”的他人之作)。
文曰:齐地多寒,春深未莩甲(按:莩甲,萌芽之意)。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馈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尝,乃先以荐。”艾子喜曰:“烦汝致新。然我享之后,次及何人?”曰:“献公罢,即刈以喂驴也。”
另一个故事是由曾给孙中山当过厨师的宋玉铭老人所讲。
一天,孙中山表示想吃点儿草头,宋玉铭立马买来了槽头肉呈上,结果当然是闹了笑话。第二天孙中山亲自带着宋玉铭去市场采购,他才知道草头者,苜蓿也,并脱口说道:“这东西我们老家是用来喂驴的。”一旁的侍从大怒,喝令他“不要乱讲!”孙中山倒是和颜悦色,连声夸赞宋玉铭为人老实,实话实说。
抄完这两个故事,我又笑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