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曾仲鸣，是因为他和孙伏园、孙福熙合著过《三湖游记》，这本书1931年9月初版，开明书店的功劳簿上，应该记下一笔。这之先，我对他的创作成绩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我只把此人看成现代史上的过客而已，并且重视的程度，比起孙氏兄弟来，不及那么深。

　　二孙一曾，都有过赴法读书的经历，交谊应该也是有的。孙氏兄弟在1929年3月进巴黎大学文学系学习文艺理论，曾仲鸣留法更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从中学读到大学，成了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孙福熙在给曾仲鸣的一本书作的序里，为他的学问说过话，那是这样的一段：“仲鸣先生是介绍法国浪漫派文学的先锋，他刻刻以介绍浪漫文学家的生活到中国来为己任，而且刻刻以浪漫文学家的情趣来鼓舞他自己的生活。”从现代文学的著作看，开明书店出过他的《法国的浪漫主义》，黎明书局出过他的《法国文学论集》。孙氏兄弟的才华表现在散文上面，曾氏则是在比较文学这一端。

　　法国三大名湖的风景，也入东方学子的心。游湖的感受化作清美的文字，落在《三湖游记》这本书里。各有巧妙也是可想的。孙伏园“对寒灯，抚短鬓”，摹写丽芒湖；孙福熙则如郭绍虞所称赏的那样，使着“以文字作画”的笔致，来写安纳西湖；曾仲鸣记的是蒲尔志湖。到这湖上，他大约是有一点哀感的，心意不在绘景上，却把年轻的法国诗人拉马尔丁和查理夫人的那一段恋情讲得细致缠绵，写的这许多文字，仿佛一篇风月小说似的。安纳西湖虽由孙福熙写，曾仲鸣对它的记忆总该别样吧，1922年，他和方君璧的结婚便在那里。青春的生命犹如晴日里的晨霞，自由飞动着，使沉黯的社会飘闪灿艳的光芒。

　　以上的一些，固然偏而不全，却让我不免做此想：假定曾仲鸣在文学的路上走下去，经了勤勉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发光也未可知，那大约是另一番生命光景；可他把大部精力移到从政上去了，跟的人又偏是汪精卫，曾经照身的辛亥革命的那缕光亮也就不免黯去。对他的负面评价，就是从这里得来的。一步跨出去，生命的斤两便大不相同。从文或从政，在臧否上竟会差异到这地步，细细一想，实在只剩下摇头。他的形象，是在国民眼睛里的，究竟何种样子呢？无待此处多讲了。

　　到这里，一切似乎未算了结。我们无妨魂返具体的时代情境，事情总该有它的初因。旧时代的青年，是把改造中国作为理想而烙印在心上的。袁世凯登台后，为求安定，出官费把一些革命党人送到国外留学，16岁的曾仲鸣和14岁的方君璧各随自己的姐姐(曾醒与方君瑛)到了法国，一同去的还有汪精卫和陈璧君这对新人。那是1912年的时候。曾仲鸣之子曾仲鲁后来说：“其实父亲与汪精卫相识多年，他绝不仅仅是其身边一个简单的‘秘书’的角色；而汪精卫对父亲而言，也是亦师亦兄亦友。”(《纷乱家国事》，2012年第十五期《三联生活周刊》)虽是口述往事，亦无妨当做一篇流泪文章读。

　　1938年12月19日，曾仲鸣跟着汪精卫和陈璧君从昆明出走河内。1939年3月21日晚，军统特务入汪宅行刺，误杀曾仲鸣，死状颇惨。一生就这样收了场，又脱不了汪精卫的阴影。对日的立场上，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俩像是没有区别，历史想象也显得苍白。照常理推，曾对汪，有情；曾对国，失义。从这一点看，除去叹息，实在也没有别的好说，说也无益。

　　纯一不杂的君子正士，古今大抵是没有的。一个人，活在实际人事中，如果对现实政治缺少思考，生命路径的择定难以排弃感性因素的影响。仍是曾氏，人格沾着污黦应是多数人口上的定评了。说近一些，现今已不是那时候，虽过去数十年，又何尝无此等人？时间显示了强大的抽象力量——后世的衡估，只能接近过去的具体事实，表现为理性的残缺；后世的想象，只能仿拟过去的具体情境，表现为感性的减损。况且历史评价总会涂染现时色彩，甚而契合利益需要。话叫史家说散了，这便引出一种现象——隔世看史实，仿佛一个谜。对于大时代中的复杂个体，他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权量，或是知，或是迷。时移世迁，结论放在以后的岁月中似乎好下一些，判然相异的更变，在实际上也并不少。写文章的人，搬用简单的话，较难概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