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1945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当时的南京市政府把户口总清查作为了重点。从1947年-1948年，当时的南京市民政局会同首都警察厅连续开展了两次“户口总清查”与“户口总复查”，对南京市的居民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留下了以人口户籍卡为主的一批南京居民人口户籍统计档案。

　　这批档案非常珍贵，在这150万张民国户籍卡资料中，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名人资料，从周恩来、宋美龄到吴良镛、袁隆平等，数百位名人的姓名、籍贯、住址、年龄、家庭情况等要素都有详细记载，这批“身份证”也曝光了当时这些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私。

　　南京市档案馆在2006年底接收了这批当年民国“首都警察厅”遗留的户籍资料，随后开展了几年的整理、编录，现在，这150万张民国南京市户籍登记卡对外开放了，向社会提供查阅利用。昨天，南京市档案馆首批编纂的《民国珍档·民国名人户籍》一书出版，记者在档案馆中翻看这批珍贵的民国户籍卡，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信息。

　　1948年，南京男人比女人多多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展开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户籍调查，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户籍口卡和户卡。不仅当时南京的人口情况在民国户籍卡上得到充分反映，当时人口流动、民族资本的规模、行业分布、城市驻军等情况也得到了完整的记录。“其完整、翔实的历史户籍信息，在国内档案馆中绝无仅有。”南京市档案馆征集利用处处长刘峰对记者说。

　　刘峰告诉记者，根据这些户籍调查的数据，到1948年9月为止，南京市共有人口1333891人，其中男性750138人，女性583753人。男女性别比例不协调，主要原因是大量在南京任职的官员和谋生的异乡人都是独自生活的男性，大多数人没有带家眷。

　　而且，在当时的南京人口中，原籍外省市的人数超出了本籍南京市的人口数，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反而没有外地人多。同时，南京的工业人口、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都不高，没有超过10%，而商业人口、公务人口、人事服务人口等都相对比较多。

　　“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当时南京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名人行踪及外国侨民在宁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刘峰表示，这批户籍卡档案已经对外开放，市民可以随时前来查档，便于市民了解家族变迁，为办理移民、继承、寻亲等民事事务提供凭证。

　　户主周恩来有100多个“家人”

　　在这批民国户籍卡中，记者找到了一批特殊的户籍卡，这些户籍卡的户主全都是“周恩来”，他的“家庭成员”共有100多位，堪称一位大户主，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大家庭。

　　“这是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的户籍卡。”刘峰说，在这批民国户籍资料库中，可以找到多位当时梅园新村的工作人员名单，包括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廖承志等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100多人成为一个临时大家庭，他们的户籍卡上，户主姓名这一栏都填写着同一个名字：周恩来。

　　记者找到了周恩来本人的这张户籍卡。上面写着岁数为47岁，出生日期为“民国前十二年”，本籍填写着“浙江绍兴”。职业的“业别”一栏上只填着一个字：“政”，“服务处所”一栏则填写着“中共代表团”。“居住本市年月”上被另外颜色的黑笔画去了原来填写的时间，而是修改成了“三个月”。有意思的是，“家属人数”一栏原本填写的是76，后来又被画去。而周恩来的身份证号码是“1字88701号”；那么88702号是谁呢？记者翻找了一下户籍卡，正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在周恩来这个特殊的100多人的大家庭里，记者看到，户籍上“家庭成员”的“职业”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军”，有的是“政”，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家务”，有的是“勤务”，有的则是“家属”。这些工作人员多为1910-1930年间出生，教育背景多为中小学水平，也有少数大学生，籍贯则相对比较杂乱。在中共代表团中的女性不多，而且多数是以家眷的身份出现，户籍卡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家庭成员只有7岁，是个男孩子，正在读小学。

　　宋美龄身份证暴露蒋介石证号

　　在这批存档的民国户籍卡中，也有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可是却没有蒋介石的。据了解，蒋介石的户籍卡并不在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中。不过，从宋美龄的身份证号码，仍然可以推测出蒋介石的身份证号码。宋美龄的户籍卡上身份证号码为“1字111112号”，由此推测蒋介石的身份证号码很可能是“1字111111号”。

　　宋美龄的户籍卡和别人的不同，因为没有贴上照片，不过仍然记录了她很多信息，户主姓名一栏填写的是“蒋中正”，教育程度为“留学”，岁数为45岁，出生日期填写的是民国前十年三月，住址则是“黄埔路国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