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会转型时期尤其要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

　　任何时期的社会体制，都会有一部分人处在社会利益格局的不利地位，不同的阶层在财富的分配、各种权利的拥有等方面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达到一定程度，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就会产生明显的不公平感，从而形成对当前社会不满的心态。这种不满的心态具有弥漫性，这些弱势阶层对政府的各种举措，即使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也会倾向质疑与不满。一旦这种心态成为主流，就会严重危害社会的和谐与安全。因此，能否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是对执政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更是至关重要。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地改变经济落后状况，需要注重效率，鼓励一些人、一些地区先富起来，在公平与效益的天平上向效率倾斜。这种导向是有必要的，然而，它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差异，即扩大了人们收人的差别。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状况比较严重，基尼系数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贫富差距程度所引发的不公平感，会随着经济发展呈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或者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阶段，贫富差别引发的不公平感会相对较低；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年均GDP3000美元左右)，是公平性敏感时期，在这个阶段，贫富差别引发的不公平感会达到曲线的顶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正处于公平性敏感阶段，一方面，贫富差异引发了最大的不公平感；另一方面，经济差别造成或扩大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职业差别、身份差别、社会福利差别、教育权利差别等等。其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边界分明的弱势群体，这个人数众多的弱势阶层所蕴含的强烈的不公平感，会形成各种消极社会心态，如仇富心态、仇官心态等，一旦出现负面事件，就会产生剧烈的冲突，直接危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全。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由注重效益向注重公平的战略调整。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调整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调整时期，必须特别注意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差别，正确对待差别，正确认识党和国家正在为逐步减少乃至消除这些差别所作的努力，相信中国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从而培育国民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社会心态。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二、从社会因素、传播媒介、治理体制三方面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消除不良社会心态产生的土壤或社会因素。当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差别扩大化，因此，要消除不良的社会心态，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关键就是缩小各阶层利益的差别，首先是社会财富占有的差别。这种差别扩大化，有的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但是，有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包括政府部门某些腐败造成的。因此，对于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差别，要注重引导人们正确地、理性地认识差别，谋求心理平衡；同时注重通过政策减少差别的扩大化，保证不同阶层的利益处于水涨船高的状态，处于高位阶层的利益增进的同时，处于低位阶层的处境也应当随之得到改善，尤其是保证低位阶层人员进入高位阶层渠道的畅通。而对于人为因素尤其是政府部门腐败因素造成的差别及其扩大化，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魄力，尽快予以消除。

　　形成利于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传媒“正能量”。现代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以互联网、报纸、电视为主要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对某一现象、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报道、渲染和评价，直接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态度。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或者与不公平相关的各种负面事件。大众传播媒介要采用“如实报道+理性评价”的方式，坚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原则，一方面还原事件之原貌，另一方面，通过对事件本质理性的分析，画龙点睛地引导社会公众把握事件的本质，有利于社会公众情绪的疏导，有利于形成公众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正能量”。同时，要积极鼓励和挖掘如“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司机”等充满“正能量”的正面事件的报道与宣传，坚决依法遏制一些媒体、网络为吸引眼球、迎合部分受众的心理而渲染和炒作一些极端、非理性的宣泄。

　　形成疏导不良社会心态的社会治理机制。首先，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社会心态监测预警系统。建议政府与科研机构、民间调查组织联手建立社会民众心态的常规调查机制，及时掌握社会心态的波动规律，作为宏观决策的依据。其次，建立顺畅的社会沟通机制。拓宽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让不同群体平等地进行利益博弈，把群众利益诉求真正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心态的疏导干预机制。例如在社区建立“聊天室”等常态化的心理疏导组织或场所，重视民众的心理疏导和心理诉求。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莫雷张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