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有一座丰碑，梦里有一片蓝天。

　　33年前的初春，在云贵高原那水洗过一般的蓝天下，我们搭乘军用大篷车一路南下，直抵南疆。尽管无法料定滚滚的烽烟能不能使人成为英雄，尽管不能肯定年轻的生命会不会雕刻在丰碑的辉煌中，但心中没有迟疑和惶恐，热血中澎湃的心声，渴望在炮火硝烟中驰骋出一道血染的风流。

　　父亲是一位上过战场的老兵，给我们弟兄四个取名按“勇猛刚强”排序。临战前他寄来家书：“别给老子丢脸！打残了，我养你一辈子；打死了，三个弟弟接茬上。”父亲沉甸甸的希望，妈妈泪汪汪的思念，都被年轻不识愁滋味的“幺排长”打进了背包里，激荡着“天下英雄出我辈”的豪迈，走上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

　　红河岸边的群山密林中，星散着不少橡胶农场。其中一个叫曼麦的，就是我们团作战前最后的集结地。时隔33年，仅仅凭着若有似无的记忆和直觉，我竟然能准确地把车带进寨子里。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但操场、防空洞、宿舍的方位和遗址仍依稀可辨。偶遇的老乡对着一片空地比划着说：“记得呢，你们当时就住在这儿的几排竹楼里，吃饭的时候，还给我们一群娃馒头呢！”老乡的话蓦然点亮了我对那段临战生活的回忆。

　　在这里，我补上了提干的喜酒——两听1公斤装的午餐肉，可劲造！在这里，每晚反复播放的《红日》《南征北战》等战争影片，撩拨得我们恨不能立刻为正义厮杀。在这里，还发生了一场给年轻的我带来极大震撼的情事。

　　农场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和二连副指导员好上了。从好感到感觉，他们在眼神中递送了某种约定，于是就“月上橡胶林，人约黄昏后”了。尽管他们的交往纯洁而短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仍被定性为“错误”。接下来便是停职写检查，战时军队尤其需要纪律。由于当事人是政工干部，错误的性质就更显严重。当晚，在打谷场上向全团进行了通报，我们从团首长严肃的表情中判断此事处理非同小可。但部队次日就接到了渡河作战的命令，副指导员被责令“戴罪立功”。这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后来在攻击高地陷入胶着时，正在转运伤员的他不顾阻拦，拎着枪就上去了，结果却倒在了冲锋的路上，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血性。我永远忘不了团政委在得知此事后说过的那句话：“负罪而活，比死还可怕。”

　　那单纯的年代，那不谙世事的年纪。所有来不及体味的，简单而又平实的感觉、感受、感动，至今都成为我对那个时代真挚情感的表达，时时滋养着我的心灵。

　　牺牲的第一位战友，是侦察排长张川。他一米八几的个头，阳光率真，父亲是老红军又是省部级领导，但他身上没有一般高干子弟的娇气，待人和气热诚，军事素质倍儿棒，先后在军、师的大比武上夺冠。战前，他用血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到一线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穿插作战的第一天，部队侧面无名高地上突然出现的交叉火力异常凶猛，团机关被压制在一片狭窄地域进退不得。危急关头，带领尖刀班前出侦察的张川火速赶回救援，冒着弹雨，滚翻、跃起、匍匐……就在张川成功抵近敌火力点时，罪恶的子弹将他的身影定格在了永恒。

　　生的方式，不可选择；而死的途径，则能。张川走了，他用生命践行了誓言！张川值了，陵园管理处的杨主任告诉我，来为张川送行的人最多，有我们团的，也有兄弟单位的。人们用行动为张川投下了神圣的一票——百姓心里有杆秤啊！

　　连续3天的急行军，使不少人走着路就能睡着。短暂的休整间隙，耿金印班长不时给大伙儿紧紧绑腿、挑挑水泡……部队出发了,他紧着检查全班的装具，却把自己顺手放在身旁的枪给落下了。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丢了什么也不能丢了枪。那支枪虽然很快就从原地找了回来，但他还是被撤了职，被安排去当驭手，也就是牵马的马夫。大伙儿劝慰说驭手更安全，他默然。一场激战后，阵地上抬下很多伤员。一转头看见了担架上的耿班长，他的下半身已经没了，两层军用毛毯被鲜血浸透。他抓住我的手说：“活着回来！”

　　这就是战友，自己倒下了，还操心着别人的安危。与战场上的生离死别相比，成长带来的物是人非、天各一方算得了什么？与那些过早逝去的韶华绚烂的生命相比，一套住房、一级职务又算得了什么？

　　仰望边疆的蓝天，俯身为逝去的战友们点上几支烟，敬上一杯薄酒……

　　人生如河，生命如网。那些已经逝去的年代，那些只有单纯的盼望、真心的友爱、勇敢的担当和无畏前行的生命，那些和战友们迎着枪林弹雨毅然冲锋的壮烈，如今汇聚成经过岁月漂洗后的感悟涌上心头。我感谢这一切，为我的心灵树起了一座丰碑，使我能够坦荡地去讥笑虚假、虚荣、虚伪，稳稳地驾驭生命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