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衡日记——1949年前后的故宫》，有几则马衡的日记引起我兴趣，如1951年5月2日的日记，先是有朋友来为一家书店托他写市招，也就是写店匾，他让儿子代笔。接着又写：“下午访吴作人，请其作函介绍于齐白石，拟为季明索画。”季明是他的弟弟，时在香港大学任教。这则日记之所以引我兴趣，是因为它说明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意到吴作人家托他写介绍信以便到齐白石家为他在香港的弟弟“索画”。这让我想起《知堂回想录》中关于马衡对齐白石态度的描绘。在周作人写的《二马之余》一文中，主要写了当年同为北大名人的马幼渔的弟弟马四先生马衡，其中有一则轶事写道，有一次钱玄同和周作人转托朋友去找齐白石刻印，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块半钱一个字，马衡听见了这个消息，便特地坐汽车到孔德学校宿舍里去找玄同，郑重地对他说：“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给齐白石？”

　　知堂所忆当是“五四”时期故事，在知堂的一班朋友中马衡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的阔气，二是他于刻印及鉴赏古物都很有功夫。马衡当年在北大讲授金石学，他之所以阔气是因为他娶的夫人是巨商家里的小姐，不过在这位阔小姐的眼里却十分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曾对别人说：好久没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要是问起马衡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让她怎么说呢？但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间，用知堂的话说，马衡却是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就连胡适买到一辆旧福特车还要在他之后。马衡的鉴赏眼光很高，其时的齐白石尽管得到了陈师曾的激赏并有了大名，但仍入不了马衡的眼里。知堂说，在北京的印人，经马衡认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寿石工。马衡自己也会刻印，“但似乎是仿汉的一派”。这也看出，马衡的鉴赏追求的是传统一路，齐木匠的野气是他所不屑的。

　　有一年正月，知堂、马衡和钱玄同逛厂甸时会聚在一起，又遇到了另外的朋友，一位手里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地给马衡看。马衡将石头拿得很远地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地说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这也看出他的性格。1924年溥仪离开紫禁城后，马衡就参与了故宫文物的清点，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知堂看来，马衡遂有了适当的工作。后来，马衡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就是在青壮年时代没有养家之虑，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沉浸在自己的嗜好中，原因无他，自然是因为他的岳父叶澄衷是上海有名的“五金大王”。他的婚姻属于官商联姻门当户对的娃娃亲，在他12岁时被“五金大王”选中，当时“许配”给他的“新娘”只有九岁。这段姻缘几乎奠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使他半生生计无忧，使他免去养育子女之辛劳，使他能够在他所追求、所热爱的事业中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这是马思猛对自己的祖父马衡的婚姻的看法。

　　在上海做“寓公”的日子里，马衡除与友人交往和参加叶家必要的应酬外，或偶尔陪太太玩几圈麻将，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呆在凡将斋里。在叶家生活的十五年，他与夫人共生育了十个子女，除此之外，马衡打下了金石学的底子，还被于右任赞誉为“金石第一人”。他还继吴昌硕之后，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另外，身为叶氏企业的董事，他还需要到叶家在外地的五金杂货行分号巡视。马衡岳父叶澄衷一生节俭，虽身为大商人，却自奉甚俭，临终前还捐出25亩地、拿出十万两白银创办了“澄衷蒙学堂”(后改名为“澄衷中学”)。但是他积累的财富在他的身后却让他的儿女们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他的几个儿子个个都是三房四妾，抽大烟、搓麻将是叶家的生活时尚，叶家的产业其实在第二代手里已经开始衰落。马衡的夫人叶薇卿是叶家的幺女，自幼娇生惯养，脾气暴躁任性，十几岁就开始与大烟、麻将结缘，这些习惯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

　　马衡和夫人一生的婚姻生活，在其孙马思猛的眼里，并不幸福。马衡自1917年从上海到北京之后，他们夫妻离多聚少，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衡随故宫文物西迁到了重庆，马夫人留在上海，那个时候叶家已经败落，作为瘾君子的马夫人生活窘迫，于1940年9月在孤独凄凉中病逝，年仅56岁。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马衡的卧室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在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夫人少女时代的照片，还有一幅上海江湾跑马厅的全景照(当年在叶家时，马衡经常与他的一位妻兄一起到跑马厅骑马)。叶家和夫人的经济支持成就了马衡的金石嗜好，但夫人的劣习使马衡很无奈，后来马衡保存夫人的唯一的念物就是她的烟具。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的“禁毒”运动中，才把此烟具“上缴政府”。马衡的朋友评价马衡的为人宽容大度“既衡且平”，马思猛说这是他被夫人磨炼出来的“忍”字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