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五·一”节拍摄的结婚照,我至今保存完好。得空拿出来看看，回忆那些与老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这台老式手摇缝纫机是我和老陈1966年从王府井百货大楼坐公交车抱回来的。我用它给全家人做衣服，还帮助邻居扎裤脚。如今这台缝纫机还在用。

　　闲暇时，我经常翻出家庭相册，追思和老陈在一起的日子。

　　我每周两次去老年大学上课，选修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和声乐班，已坚持了十几年，从未缺过课。

　　四月天，梨花纷飞、柳芽青青，人们沉浸在对亲人的思念之中。相思或许让人悲伤，但情感是有温度的，总会给人带来温暖。唯有清明，让我们与天地相隔的亲人走得更近。点一炷香、斟一杯酒，放一副碗筷，静静地待上一会儿，温习亲人留给我们的回忆。分别时可能撕心裂肺，百转千回，但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永存的是那份回忆，回忆不再是负担，把它变成令人陶醉的经典回眸，则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感动。

　　2011年年末，许瑞闽奶奶告别了相濡以沫、携手半世纪的老伴儿。从那时起，她便努力使自己快乐起来，尽管这种日子很难熬，但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也为了让家里的晚辈能够走出忧伤，她需要掩饰铭刻内心的思念。

　　清明到了，这是她第二次在这个时候去给先生扫墓，并与他默默隔空倾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许奶奶和先生的经历与共和国一道跌宕起伏，结局是平淡如水，他们的故事很难树碑立传，却正应了“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句人生真谛。

　　我的先生陈启达是2011年走的，11月6日是他的忌日，我们全家都很怀念他。我们在他的骨灰盒上刻上16个字“才华横溢、一生敬业、善良敦厚、一世平凡”，这16个字代表着他的一生。

　　我和老陈都是国家干部。我们是工作上的同事，生活中的伴侣。1959年，我们结婚了，把单位发给个人的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成了婚床。54年过去了，我们搬了好几次家，甚至离开北京到山东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也带着这两张床，如今我还一直睡在这两张床上。当年结婚时留下的几个磕掉瓷的瓷盘和瓷碗被孩子们看成是破烂的东西却是我们夫妻俩一辈子点滴生活的珍贵记录。

　　老陈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工作几乎从无假日。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我深知他工作重要，在工作之余，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全部家务。结婚五十多年来，我们从没吵过架，相濡以沫。老陈和我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是在困难的六十年代，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仅一百多元。我们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就是靠着这笔钱，抚育一对儿女、赡养双方老母，还要资助乡下的姐姐和栽培弟弟上大学。

　　一生辛劳的老陈在1997年69岁时才离休，后又返聘6年。2003年全国爆发非典，他也暂停了返聘，从此休闲在家。离开了多年热爱的工作岗位，老陈感到失去了人生价值，病魔也开始侵蚀他的身体。像许多70多岁的老人一样，他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最后转为老年痴呆。再后来，他的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每天需要有人给他喂3顿饭，从床上抱上抱下。面对这一切，全家人都毫无怨言。他终于在84岁那一年离开了我们。有人安慰我说，您这可解脱了。但我从没这样想过，我只是想，只要人在，就是安慰，就是幸福。

　　老陈的去世让我很难过，也总是感到寂寞和孤独，夜里没人在枕边喃语，清晨也没人闹我起床。我曾一度血压高到220，让孩子们感到紧张害怕。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工作和学习，我想我这棵大树不能倒下，我必须坚强。我开始走出家门，参加老干部组织的活动，上老年大学声乐班和文学欣赏班，参加耄耋之友合唱队，和老朋友们上台演出，每天坚持打太极拳和打竞技麻将。除此之外，我还继续担任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

　　今年我84岁了，愿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希望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能让离去的亲人为我自豪和欣慰。本报记者阎彤摄影报道J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