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赵勇
今年依然决定回老家过年。
本来也是可以不回去的,因为元旦前岳父病故,我与妻子已回老家跑过一趟。参加完丧事后,我又在父母家待了两天,“回家看看”的目的似已达到。
不过,常识告诉我,亲人故去,就更应该把年过到老家了。于是回家过年似乎成了一件没商量的事情。
但儿子却犹豫着。他不大情愿回去。他想一个人留守京城。
这种想法似乎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有些意外。去年过年回家,儿子就对老屋的冷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父母的家里自然是没有城里的暖气的,虽然炉火烧得很旺,电暖气也开着,晚上睡觉时还要插上电热毯,但那个三间堂屋依然冷得拿不出手来。老实说,这种居家环境连我也得适应两天,何况没受过苦的儿子?
但是我想,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者说,这简直不是什么困难,当然不能成为不回去的理由。
于是,我与妻子开始轮番说服。
我说,你爷爷奶奶和姥姥可是想见到你啊,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他们。我还说,他们年事已高,现在是看一次少一次了。你去年还见到了姥爷,今年却再也无法见到。我甚至说,如果在老家待不住,我们只住五六天,快去快回。
儿子不置可否,他只是答应再考虑考虑。
回家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儿子终于给我答复了。他说他还是不想回去,理由是他想在寒假里多读几本书。眼下中文书正读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法文书读着加缪的《局外人》,英文书读着奥威尔的《1984》。他觉得他渐渐调理出了读书的心境,回家一折腾,书就读不成了。
这确实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儿子在北大念法语,升至大二后开始辅修中文,一学期的课就选得很满,真正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得可怜的。学期末时,他给我提供书单,让我为他买法文书《恶之花》与《追忆逝水年华》,购中文书《巴黎高师史》、《剑桥艺术史》、《西方美术史十五讲》、《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苦炼》、《法国概况》等等,他似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
儿子终于知道正正经经读书了,这让我欣喜,但读书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于是我说:“可以带着书回家读嘛,我们过我们的年,你读你的书。”
妻子也在敲边鼓:“就是,读书读得连亲情都不要了,读书还有什么用?”
在我们的攻势下,儿子沉默了。但他看来并不想屈服。
又僵持了两天,我发话了。我说,过年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你要是回去不高兴,这年也过不好。若是实在不想回,就算了。
妻子开始给他置办年货,但也只是买了几包速冻饺子。楼下有食堂,那里应该不休息。饿是饿不着的,但吃得怎样就很难说了。我甚至还给他想好了退路,若是嫌小区的食堂不好吃,可以回学校吃住。
但妻子还是暗暗期待着,期待临到最后儿子能给我们一个惊喜。但我们并没有等来这个惊喜,便只好把他撂下,驱车七百多公里,回了老家。
两个弟弟两家人,再加上我们半家,全都汇聚到父母那里,年还算过得热闹。但少了儿子,总觉得哪里出了点问题。而我们临回北京时,母亲还在念叨:“唉,豆豆今年没回来。”看得出来,父母心里还是有些失落和遗憾的。
而这个年,我也过得有些伤感。当然不全是因为儿子,但也不能说与他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回家不久,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或失策。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显然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儿子年少时,我实行的是极权制,这种事情不可能与他商量。当我觉得有必要实行民主制时,却没想到遇上了麻烦。或许这就是民主的代价?
关于家庭民主,我想我与儿子很可能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按照我的理解,民主中不光有自由选择,而且还应该有责任伦理。争自由当然是重要的,但只想争自由,没想担责任,可能就会变成钱理群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于是我想告诉儿子,他这次不回家,结果可能是他一个人高兴了,好多人不高兴。
我还想提醒他,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始终亲如手足。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