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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家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社工在给社区居民开展知识培训。资料图片
日前,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其中“政社分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等改革思路,被明确为方案文本并确定了时间表。方案中提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从最初的备受质疑,到现在的全社会普遍关注,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迎来了春天。本文将以光明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为例,以探讨如何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公益慈善类组织所占比重偏低
“我们提出要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各取。”光明新区民办教育研究会会长、深圳市远恒佳教育集团董事长宋远标解释研究会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这个今年3月份成立的深圳市首个区级民办教育研究会,承载了来自政府和行业内部的诸多期待,寄望由此能缓解政府的教育管理压力,借助社会组织的民间优势,促进民办教育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和沟通以抱团取暖,并加强行业内自我约束。最终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阅,但是其协会成员均为民办教育机构举办者的去“行政化”的协会运作模式,相比以往的“二政府”,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实不仅是教育领域,诸如医药领域,如果成立医药行业协会,对于加强行业自律,净化新区的医药市场环境也是大有裨益的。”光明新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乐观地表示。
就在民办教育研究会正式对外亮出“名号”的时候,老牌的市优秀义工文启坚也正在筹备成立名为“环保之家”的社会公益组织。这位有着10多年环保经历的环保“达人”,已经逐步意识到成立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环保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政府的资源有限,也要发动每一个社区居民,唤醒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这些方面社会组织天然的民间性有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社会公益力量是大有可为空间的。”
不过,文启坚现在面临的是已经觉醒的社会公益中坚力量如何发展壮大的问题。“我们之前做环保,主要是发动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由于经费、人手和时间的问题,没有一个系统架构,开展活动项目单一,存在不稳定性。”
文启坚认为,成立社会组织后将有利于规范化发展,“发展到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平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去社区做活动发动居民参加,总得有个名号吧。通过组织架构的建立,明确场地、人员、资金来源等,有利于将环保力量最大限度地激活,然后自我管理约束好。”
不管是已经成立的民办教育研究会,还是尚在酝酿中的“环保之家”,代表的是一股新生的社会组织力量正在破土而出。而它们所处的正是从中央到地方正在进一步推动的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时代大背景。
聚焦到光明新区,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新区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共113家(社团29家,民非84家),同比增加11%,其中新登记成立社会团体3家(工商服务团体2家,老年人协会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8家(民办幼儿园2家、培训机构6家)。在组成结构中,经营性的教育培训类组织在总量中比重达74%。
分析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在数量增长之下的公益慈善类组织所占比重偏低的隐忧。不仅如此,这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普遍存在自身能力不足,造血功能不强的问题,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培育、扶持和监管。
探索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多元化
作为光明新区社会建设局基层建设科的负责人,谢红城正在参与筹备新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建设事项。千头万绪,用他的话来说考虑得最多的还是“怎么让社会组织生存下来?”
记者了解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展的是工青妇等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犹如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可以是公益慈善供需双方的纽带,能带动一大批社会组织共同发展。行业协会由于背后的企业力量,和有相关政府部门业务指导的支持而生存空间比较宽松。
谢红城告诉记者,一些本身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家,有强烈的参与意愿,做公益慈善不存在生存的压力,“对于这部分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探索的是开放基金会的机制。但是对不少草根气质比较明显社会组织来说,如果缺乏政府的扶持,资金、场地等问题将成为发展的拦路虎。”
对于生存之难,光明新区壹家亲总干事许礼鹏有深刻的感知。在拿到政府的社会服务中心项目之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许礼鹏扮演的是东奔西走找项目的业务员角色,而无暇思考机构的长远发展问题,甚至机构一度为了节约成本而流失不少社工。壹家亲的发展瓶颈,映射的恰恰是不少社工机构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公益基金也不是每个社会组织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大企业诸如腾讯等设有公益基金,但是基本上都会根据自己的相关产业领域有重点地投放,而且如果社会组织想从中拿到资金,必须要有比较强的策划和信息整合能力。
“社会组织拿到一笔公益资金扶持的时候,比如10万元,一般提供方会要求将这10万元都投入到服务中。但是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行政开销的成本,如果其中的公益人士没有任何收入,可能拿到项目也没有钱去做。对于这种情况,政府是否可以配套补齐?”该名人士提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在西方国外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捐赠、服务收费、政府补贴、外国援助等四个渠道,社会组织如果把政府的资助作为唯一资金来源,不利于自身发展。而正因为收入来源多样化,也才能够保持主体意识。
虽然不少受访者表示实行资金来源多元化在光明新区尚比较困难,但也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方向。”许礼鹏告诉记者,壹家亲从刚开始就拜访了新区不少知名企业,并尝试劝说企业以会员形式联合购买服务,社工在不同企业中流转以降低成本,但收效甚微,“这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为社会组织机构、企业搭建一个‘资源融合’平台,以整合其他公益组织开展活动”。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成为突破口
“‘环保之家’成立后,我们更多的是要发掘社区的力量。”文启坚不断坚强调作为社会组织沉降到社区的重要性。“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单元,社会组织要善于在社区中寻找到突破口。”
许礼鹏则意识到了更多民间力量的涌动。在翠湖社区,他被一群经常开展活动的老年人给吸引住了,“他们吹拉弹唱,带动了整个社区文化的活跃。在光明新区,你经常能看到不少类似的场景,这对于营造社区的幸福氛围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能往往注重公益慈善类的社会组织培养,而恰恰忽略了这一块。”
但许礼鹏同时指出,这种草根组织也有自身的先天不足,“它的生存发展,往往依赖的是其中某个精神领袖,如果一旦出现人员上的变动,可能使整个队伍陷入不稳定状态。而且这些草根组织内部缺乏自我觉醒的意识,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催化培育。”
这些社会建设中的活跃份子,也常常因缺乏资源、组织松散,导致发展受限。长圳社区粤剧曲艺社的曾美兴告诉记者,该曲艺社除了日常的活动外,也会参加每年该社区举办的两次大型社区文化活动。“置办服装、道具等都需要资金。”他坦言,如果不是社区领导重视,划拨了一部分资金给曲艺社,队伍可能难以维持到今天。现在,该曲艺社正在准备由草根组织向“正规军”迈进,“也许我们规范化发展后,能够通过获得政府采购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从其他地方的经验来看,和谐融洽、文化氛围浓厚的社区往往都活跃着不少社区社会组织。”一名观察人士指出,社会管理的基石在基层,要把重点放在社区,将工作做到基层。他表示,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要着重于通过规范化运作,向辖区发展前景好、服务潜力大的社会组织输送智力型人才,为缺乏“主心骨”的社会组织引进“领头人”,“社会公共服务要形成层级格局,通过专业社会组织引领,未来再培育和引入更多社区社会组织,才能将服务由面及点,惠及更多社区居民。”
在具体措施上,该观察人士表示可以借助现在光明新区各社区服务中心已经全面铺开的平台,发动和培育出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实现突破,并通过转移政府职能的形式,让社区社会组织能获得更多的生存能量。
孵化社会组织重“量”更要重“质”
-记者手记
从松散到组织化,从草根到在民政部门成功注册,从找不到方向到胸有成竹,这是不少先行的社会组织的经历,而对于更多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草根组织来说,如果给它们一个家,无疑能加速这一“进化”过程。
在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上,各地有不少经验可循,如东莞市引入专业团队,通过“基地内孵化”和“基地外孵化”相结合,吸纳了30多家社会组织在孵化基地孵化。去年该市还投入1000万元引导社会组织开展公益创投活动,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公益服务项目创意,并在以竞投方式确定实施项目后,对相应社会组织给予资金支持和能力辅导,有效提升了社会组织的能力。
对此,笔者也认为政府要“孵化”社会组织,但不能让社会组织成为“温室中的花朵”。相对于数量的发展,更应注重的是社会组织能力的培育,实现有质量的生存。这就需要通过规范运行机制、健全管理体制、注重作用发挥,推进入驻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形成“政府积极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实现入驻社会组织经孵化后步入良性发展态势。
在具体路径上,要培育当前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型社会组织,政府应在全面梳理各项职能的基础上进行,其关键在于政府制定合理规划,界定好采购内容、评估指标、购买形式等,尤其是面向社区生活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等,应该大力采购,在一些体现公权力的领域,则要慎重。
南方日报记者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