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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冯仑、王石、邓亚萍等十位中国青年心目中的榜样倾情演讲,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感悟。一场场有思考、有价值、有锋芒的思想碰撞,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开讲啦》栏目组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赵启正:你们大学毕业了,这是学习的开始,绝不是学习的终止。现在世界上这么多学院,你们刚刚学会了学习,在走向生活第一步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原来没想到的困难,会说这里工资怎么这么低,会说这里的领导不赏识你,会说这里的同事对你刻薄了……不要老抱怨环境,你到的那个环境,大多数是一个平均的环境,不是特别好或特别差,如果永远抱怨的话,你自己会失去青春、失去机会。即使你的工资低,即使你的领导不太英明、不赏识你,你也得努力,因为你抱怨之后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
2005年,我在复旦大学交流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三十岁的人,如果他有四十岁的智慧,他的一生大体是成功了;一个三十岁的人如果只有二十岁的智慧,他可能不成功,但多数人是三十岁的时候有三十岁的智慧。这句话我也写在自己的书里,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在传播。有一次在北京演讲完后,很多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跟我说:“赵老师,看了您的那句话之后一夜没睡着,因为我正好三十岁,我在想我到底是不是有四十岁的智慧。我好像没有,怎么办呢?”我说:“你现在知道还不晚。我的建议是:第一,要读好书,你每年能够选两本好书就很不错;第二,和智者多接触,因为他和你谈话的时候,他的经历、他的阅历,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告诉你,这样你就走了一些捷径;第三,你要善于思考,多问为什么,每到一个新的岗位,对于原岗位的一些规则,你要多问,可能会发现有些基本规则和基本说法已经过时或不适应了,这时候你可能就成为一个革新者了。”
我不鼓励大家总改行。如果你们是到大学当教授,你从事数学研究、物理研究,你老换来换去的不行,但视野可以稍微广一点儿。如果你是做管理工作或者做经济工作的,可以换一换,因为它对基本功的要求相对数学物理容易一些,但是它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更多。一个工作岗位,最少做三四年,或者五年十年,如果顺手就干下去。你不可能第一次选择就很准,你可以换,但是你不要轻易地作出判断——我就是不适合,坚持一下再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做过统计,中国人的一生能换几次工作,比如你在工厂做了,忽然换到大学了,这叫换了一次,平均远远少于一次,多数人是从一而终的。美国人的一生,如果工作四十年,他可能换十五次、二十次,德国人换七次,所以毕业以后,我希望你们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但那个工作合适不合适,不要轻易地判断,不要轻易地听别人说,一定要自己去感觉、自己去适应,大家都说不合适你合适了,你就可能成为一个成功者,希望大家都能成功。
我毕业四十九年了,明年是第五十年,同学们说大家要聚会,大家要交流,那这五十年差异很大了,各走各的路,一定很有意思,也许还有一点儿伤感,但我一定要去。当然这是明年的事情,现在先祝大家毕业以后顺利、成功。我说这么多,留点儿时间跟大家对话,我才能有的放矢,大家想知道什么,我尽量回答。
撒贝宁:您在演讲的过程中,有一个同学写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据他了解,您曾经有一次在机场和阿拉法特聊了七个小时,坊间还流传,您曾经连续跟一个人聊了三天三夜,您和朋友聊天最长能聊多久?
赵启正:这个传说一半是真的,一半是误会。阿拉法特由河内飞往阿拉穆图,在上海加完油之后,由于大雾不能起飞了,他却坚决要起飞。我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到机场相劝:“阿拉法特同志,你不能起飞。”他说他不起飞,但条件是让我跟他聊天,直到起飞为止。结果我们连续聊了七个小时。谈三天三夜的不是我,是阿拉法特和他的部下,谈的是关于用土地换和平这个政策。
撒贝宁:还有一个问题,今天的问题都很猛。当妈妈和女朋友同时掉到水里时,你先救谁?
赵启正:刚才这个问题我就不答了,因为这个问题各种场合出得太多了。类似这种问题,如果在新闻发布会的场合,怎样答都有利弊。我们一定要有取舍,取舍时要保留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国家的立场要正确,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比如说去年有个外国记者问我:“请问你们开一次政协大会花多少钱?”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大体有数,反正不到一个亿,也许是三四千万,但是我不能说。
如果我说三千万到一亿,这样太不负责任。我就说:“我不知道,你把我问住了,我们想花的钱还是不少的。我可以让我们的秘书长负责计算这件事情,他的责任就是既把会开好又要尽量节省。我知道以后用E-mail通知你。”后来这个外国媒体评论,说赵启正说得很严密,果然是学者。后来我们请专门的同志,算了这几天花了多少钱,这也说明我们是有缺点的,怎么这时候才算呢?算完之后,我一想,我告诉这个外国记者也有问题,为什么不先告诉中国记者呢?先外国,后中国,这有失尊严。于是我让信息先上网,然后给他发E-mail:“请查某某网站。”他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