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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张潇图/记者王燕实习生宋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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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粉红和梁亚利,两位同是36岁的农村妇女,她们远离家乡的孩子,面对即将来到的母亲节,钱粉红表示从来没听说过,而梁亚利希望女儿能够不再冷漠,不要让自己时常为此“难受得胃一抽一抽地疼”。她们都来自西安周边的农村,是陕西130万留守儿童的母亲代表,为了生计和孩子的教育,她们在城市中默默劳作,努力为孩子的未来拼搏。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她们自己并没有多少特别的期待。
5月7日上午8时,把儿子送到西安东郊延北村里的幼儿园,钱粉红走向了城中村的出租房,房子在4层,面积约15平方米,楼梯又高又陡,灯光昏暗,走进屋子,她顺手打开了电视。
这是她离开蓝田老家的第4个月,显然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生活。她的丈夫是泥瓦匠,出租屋的邻居们大清早已经出去打工了,在这层小楼内,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她说:“慢慢也就惯了,以前在村里,两个娃上学了,我也是一个人在家。”
“刚离开孩子来西安的时候整夜整夜做噩梦”
“现在好些了,刚离开孩子来西安的时候整夜整夜做噩梦,梦见老家的姑娘又发烧了,没人管,脸红红的躺在床上,一下子就惊醒了。”钱粉红很瘦弱,今年一月份,她带着4岁的儿子来到西安上幼儿园,把10岁的女儿留在了老家。
从结婚开始,钱粉红一家人就很少团聚,像很多农村家庭一样,孩子年幼时,丈夫开始出外打工,“那会儿一个人住挺害怕的,每天晚上检查几遍,生怕门窗没关好。有时也难受得哭呢,我当时就想,哪怕和丈夫吵吵架也好么,但一年到头,连电话也打不了几个。”她花了两年时间来适应丈夫常年在外的日子,村子里的生活平淡而寂寞,“干活、看娃、照顾老人,一天也挺累,稍有个空闲能看看电视,要么和四邻说说话,没啥意思。”从那时起,钱粉红就开始盼着能打打工,但“就算去镇里头街道上班,也离家远得很,根本不能照顾娃”。
今年,孩子渐渐长大了,花费也高了,钱粉红带着儿子来到了西安,“儿子4岁了,家里头能走开了,我和他爸就想着把儿子带到城里来,毕竟西安的教育质量高一些。”可这一走,老家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女儿和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女儿10岁,老人80岁,这让钱粉红日夜揪心,女儿徐婷婷长这么大,父亲很少在身边,“娃本来就跟他爸有些生分,等到我走的时候,娃连续几天跟谁都不说话,脸色难看得很,我都要走了,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咋敲门都不开,一句话都不说。”钱粉红头低了下去,一脸无奈。
要么是夫妻分开,要么是跟孩子分开,总是难团圆,中国农业大学对全国留守妇女的调查中发现,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郑莉莉说:“对很多农村的母亲来说,为了家庭生计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必然的,母子分离的现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可能造成情感创伤,如何面对和改善已经迫在眉睫。”
她不知道啥叫“母亲节”
“所以我老是跟我姑娘说,你暑假来西安,妈妈带你逛一逛,在这(西安)上学,咱实在是供不起。”城里的生活不容易,房费电费加上儿子的学费占据了钱粉红两口子收入的一半,她一直在努力打消女儿要来西安读书的念头,她摇摇头,抠着手指说:“娃有时候哭得厉害,跟我说她来西安一定好好学习,一定乖乖听话,我实在……”她声音忽然哽咽了。
“就靠学校老师管呢,我姑娘身体不好,老发烧,她爷爷年纪那么大,心脏也不好,一有事才给我们打电话,我现在一接电话心就跳得厉害。更怕一老一小都病了没法打电话。”每天照顾小儿子的钱粉红没法回家,有空了,只能让孩子的父亲回家看看,女儿徐婷婷在蓝田县葛牌镇小学念五年级,一星期回家一次,80岁的爷爷勉强能做饭,手抖得洗不了衣服,而徐婷婷跟着爷爷,并不和其他孩子亲近,很少聊天。
“唉,我确实不放心,但又能怎么样呢?”每周女儿回家后,钱粉红会给女儿打几分钟电话,但她还不太适应这样的沟通方式,所以每次都问一遍:“书念得好着呢?爷爷身体好不好?你在家要乖啊。”
见到记者,钱粉红显得很高兴,因为平时在漫长的白天,她总是一个人靠看电视打发时间,“以前他爸在外头打工,村里头像我一样的妇女多,大家串个门子,说个闲话啥的,反正比现在强。”由于来到西安的时间短,钱粉红人生地不熟,能逛的地方也有限,这样的清闲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折磨。
记者提到母亲节这个属于所有妈妈的节日,钱粉红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啥节?我最近没看日历,不知道啊?”记者解释了半天,她摇了摇头:“咱山里人不过这节呀,山里娃也不会给妈妈送个花啥的,倒是我姑娘老想要个玩具娃娃,我想着等她放了暑假,带她来城里耍一下。”当被问到节日愿望时,钱粉红笑得很腼腆,连连摆手说:“我还要啥,不要。”想了一会儿她又表示:“希望我姑娘的学习成绩好一些,现在怕她不能上中学,那么小也不能打工,就怕这个。”
女儿的冷漠让妈妈难受
女儿4岁,儿子2岁的时候,来自户县的梁亚利和丈夫李忠强来到了西安,在西安东郊幸福中路上摆起了一个水果摊,这一摆就是十年。所谓的水果摊,并没有铺面,只是在路边的箱子上摆四五种水果和电子秤。5月7日中午,记者开始了与梁亚利的交谈。
“多长时间能见一次孩子?”
“逢年过节才能回去,水果怕坏,没有急事不敢回去。”
站在水果摊旁本来微笑着的梁亚利低下了头,忽然流下了眼泪。“我太想把孩子带到身边了,但是有啥办法,我俩忙根本没办法么。不能把孩子都带在身边是我最大的心病。”梁亚利面容有些憔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十年来,夫妻俩忙碌得像闹钟,每天早晨5点起床进货,清晨8点左右开始摆摊,一直忙到午夜12点,每天中午和傍晚生意最好,梁亚利说:“我就是赶快岔开时间做个饭给我们家掌柜的送来,咱这摊子要是削菠萝、甘蔗一个人都干不了。刚开始站得腿都肿了,现在也就习惯了。”
然而即使这样勤苦地干活,两个人至今还欠着给老父亲治疗尿毒症借的十几万外债,梁亚利14岁的女儿读初中二年级,12岁的儿子读小学六年级,儿子李天豪发育有些迟缓,身高只有1.3米,孩子老是跟夫妻俩抱怨说:“同学们嘲笑我,叫我小矮人。”夫妻俩租住的屋子在城中村里头,是一个大约30平方米的套间,有卫生间和厨房,梁亚利对这个屋子很满意,她说:“房租贵了些,但安静,以前屋子周围吵,人累了一天睡不好难受得很。”
今年,是夫妻俩在出租屋里住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只要不回老家,即使发烧到39度,“只要还能站住,就要出摊。”屋里陈设简单,一个房东留下的旧梳妆台,上面摆着她儿子3岁时的照片,看着照片里孩子的笑脸,梁亚利有了些笑容:“我娃性子好,活泼,学习老在班上是前几名。”她转而又沉重地叹了口气:“女儿离开我们时间太长了,我和他爸回家见女儿,她连话都不愿跟我们说,就是自己忙自己的事,性格怪。”
女儿的疏离和冷漠让梁亚利有时候“难受得胃一抽一抽地疼”,她问过女儿“为啥这么不懂事,和父母都没感情?”女儿回答:“你和我爸离得远,我青春叛逆期,就是这样。”
对于留守造成的困境,心理咨询师郑莉莉感触很深地说:“‘留守’这个标签对于母亲和孩子都有可能意味着情绪上的抑郁和焦虑,一般来说,孩子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如何引导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是留守妇女要认真学习的。”她建议:首先要不断地告诉孩子,外出打工是为了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为了避免让孩子产生被抛弃的感觉,一定要重视与孩子的各种交流,经常打电话、视频聊天都可以有效弥补母子间的情感缺失。
孩子们只是缺乏表达“爱”的习惯
“咱村里娃都离父母远,孩子嘛,总是要哭的。”李忠强对于孩子的反应习以为常,一年中,梁亚利夫妻俩只有过年时回家休息半个月,夫妻俩来西安时,儿子总要在家哭好几天。说到即将要来的母亲节,梁亚利开始有了笑容,她说:“我娃每次过节都要给我发个短信,情人节就发个‘我代表爸爸祝妈妈情人节快乐’,母亲节就发个‘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然而她还是最希望女儿能够更“懂事”一些,听到这里,李忠强轻轻地碰了碰妻子的肩膀说:“女儿离开咱的时间太长了,这要慢慢来呢。”
采访中,这两个家境不同的妈妈都表示:只要孩子能上大学,就是贷款也要供他们上学。钱粉红对于孩子的身体和成绩忧心忡忡,而梁亚利最担心的也是两个孩子能不能顺利读到大学,孩子们的姑姑几年前考上了西安理工大学,如今在咸阳某研究院工作,这给了夫妻俩很大信心。几经周折,记者拨通了梁亚利儿子的电话,孩子的声音很有活力,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乡音,“我知道爸爸和妈妈累得很,我有时候暑假来西安,帮他们卖水果。”记者提到母亲节时,李天豪有些羞涩地说:“我三年级就知道有个母亲节,等我回家,想给我妈打电话呢。”
“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深爱着妈妈,但他们缺乏表达的习惯,母亲节到了,这些留守儿童的妈妈可以从鼓励孩子写一封信开始,正面地表达离开母亲的心情,让孩子和母亲的情绪都得到舒缓。”心理咨询师郑莉莉建议在外打工的父母一定要勤于沟通,她说:“一定要让孩子看到父母关系融洽,这也能有效减轻父母的焦虑情绪。然后再逐渐调整到对母亲的理解与感恩。而这个过程最需要母亲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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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超6000万
单独居住者205.7万
据新华社电全国妇联近日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扩大。其中,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有10.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虽然这个比例不大,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大,由此对应的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