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老安领着百十个老少,让《经济日报》没经历滑行或是爬坡就垂直飞起来了
“老安”,是《经济日报》创刊时期那代人对总编辑安岗的称谓。老安影响了作为经济日报人的我整整30年,可惜我从没有机会告诉他——事实上是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我相信,我笔下的他,不过是我想看到的那一面的老安。
1982年夏,西黄城根九号院办公楼的楼道里突然热闹起来,有人伸头进我的办公室道,“安岗来了!”
安岗?哪个学校的?
那时,为创办《经济日报》,报社在春夏间两次从各高校招了我们30多个应届毕业生,之后的半年里,几乎每周都有新调进的人,也大都是这两届的毕业生。我这一问,招来同事大笑:“又当是来了个大学生啊?人家是新任总编辑!”
不久,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经济”报道为己任的日报创刊了。那上面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我兴奋得几夜没睡好,因为我看到了一张自己心目中的《经济日报》。她大气有度、活泼不失尊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切当时经济热点却没有旁观小儒生的意气。那时我虽然不在采访一线,只负责接访、看群众来信并回信等,但每天都自豪甚至略带炫耀地在电话里给读者喊话,“我们是经济日报!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
我最愿意,不,应该是最希望的事,是开会听老安讲话。他那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每次都把年轻的我们鼓动得热血沸腾、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老安讲办报思路,那天下班后,10多个年轻人一直就他的思路谈到后半夜,个个意气风发。
除了站在大厅里开讲,老安还有一爱好,那就是到各屋“串”,不打招呼、没有事由,想起什么说什么,看见什么说什么,甚至听见什么说什么——当然是新闻与办报。有些题目就是在这种“串”的过程中敲定的。一天,老安又从他的办公室里“串”到编辑部来了,开始在大厅里跟几个人讲外国的办报思路及传媒体系,后来人越围越多,本来就矮的他完全被包围了,有人拿来方凳和椅子,踩上去看他讲。那一天,我也搬了凳子踩上去了,但因高度不够、距离又太远,仍然看不见那个小老头儿,只能看着层层叠叠的后脑勺听他的声音。不过,这反而让我看到了终生难忘的场景:很多傻小子耳廓红赤赤地放着光。
在一次次让年轻人面红耳赤的演讲中,老安把中国的这张《经济日报》描绘成国际一流的财经大报,描绘成全中国媒体的领跑者、世界经济信息的集散地。比如只需几年,《经济日报》就会成为一个报业托拉斯,这托拉斯里不仅有地方版、专业报,还有经济电视台、经济广播电台、经济新闻社。又比如,经济日报位于王府井北口的新办公大楼里将集合世界主流通讯社、报社、广播、电视的驻京机构,楼顶能同时起降3架直升机,无论哪里发生新闻事件,只需3分钟,那写着“经济日报”几个大字的采访直升机就会从楼顶直冲蓝天……要知道,那是1984年啊,即使再有胆量做美梦的年轻人。也梦不到自己会开着私家车上班,但老安告诉我们那一天很快会成为现实。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老安本来就爱创新、不喜规矩,而那个破与立交错、超常规发展的年代又使其特点少有遮拦地发挥着。于是,《经济日报》的批评与监督完全没有策划但却正中时弊因而让读者叫好,评论与引导多是自家声音却常刚刚好地契合了中央精神而被地方当成吹风。这让《经济日报》在大胆预测与巧妙吹风中立言,在客观及时报道中立身。
这也是多年后才意识到的。当时只知道很多单位“怕”《经济日报》。其中的一个报道说起来更“游击”。某一天,老安让几个年轻人给部委挨个打电话,记录总机响几声才接电话,接电话时第一句说的什么、态度又是什么样的。第二天,照单刊登,批评多表扬少。自此,部委们的总机学会了接电话先问一句“你好”,而不是狠狠地来一句“喂,找谁?!”或是懒洋洋的“哪儿?”就这样,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老安领着百十个老少,让《经济日报》没经历滑行或是爬坡就垂直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