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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人》
韩东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定价:20.80元
这部小说有着韩东作品一贯的不动声色的幽默,很多细节描写仍然是诗人的敏锐和独特,简言之,《中国情人》带有明显的韩东气质。但把它放在韩东的作品序列里,放在当下的文学环境和社会现实中来看,它有其精彩之处,可在总体上,又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里所谓的失败,即小说所达到的效果既没有实现作家的最高写作目的,也很难说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中国情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女瞿红误入艺术村,爱上了落魄艺术青年张朝晖,而同在艺术村的常乐也喜欢上了瞿红。瞿和张住到了一起,常乐常到他们这里蹭饭。张朝晖一心出国,终于梦想成真,他把瞿红托付给了常乐。十四年后,回国寻找机会的张朝晖和常乐、瞿红相遇,此时已是物是人非。张朝晖、瞿红旧情复燃,但因为瞿红打掉了原来的大款情人的孩子,张朝晖发现自己无法理解这个当年爱的人了,离她而去。一直对瞿红未忘情的常乐接纳了瞿红,同时因为瞿红不能再生育,常乐和瞿红商量好借常乐原来的情人大猫之腹生子。结尾是常乐、瞿红、大猫一同远赴美国。
这部小说有着韩东作品一贯的不动声色的幽默,很多细节描写仍然是诗人的敏锐和独特,简言之,《中国情人》带有明显的韩东气质。但把它放在韩东的作品序列里,放在当下的文学环境和社会现实中来看,它有其精彩之处,可在总体上,又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里所谓的失败,即小说所达到的效果既没有实现作家的最高写作目的,也很难说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画在盘子上的中国故事
贯穿故事的是一只画有张朝晖画像的盘子。所谓瞿红对张朝辉的一见钟情,其实是瞿红对盘子中的“张朝晖”的一见钟情。书里写,在和张朝晖做爱时,瞿红只有抓着这只盘子,才能达到高潮。这是一个富有隐喻色彩的情节,在这个情节里,现代中国里的艺术、情欲、物质纠缠在一起,犹如当下的现实。事实上,瞿红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张朝晖可能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做爱,瞿红没有抓那只盘子,“她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骄傲,并在心里和对方告别。”即使张朝晖走后,瞿红也一直留着这个盘子,它也成了后来他们再次走到一起的中介。常乐和瞿红做爱时,瞿红“趁着余勇向前一带,将那盘子推下床头柜。随着咔吧吧两声大响,瞿红这才彻底踏实了。”盘子彻底碎裂,亦是瞿红和过去、和张朝晖的彻底告别。这是整部书里最有意味的一个设置,从这个意义上说,韩东找到了穿透现实的一个缝隙。然而,整个故事架构消解掉了这个隐喻的内在力量,这使得它可以代表的东西都一一出场,却无法进行表演。或者说,作者没有借助这个缝隙把故事推向极致,而是选择了在一个保险和常见的处理方式。爱上盘子,受陷于盘子,保留盘子,毁坏盘子,盘子作为道具的功能大过了作为角色的功能。
但小说家韩东必然不会只是为了讲这样一个故事,他想说的是十四年的时间所区隔的人和人的观念。十四年后回国的张朝晖开始面对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无法适应,每一样事情都不在他可理解的范畴里。张朝晖再次和瞿红走到一起,并非是因为十四年前没有句点的爱情,而是因为十四年后他急切需要一个和中国的沟通点。瞿红和张朝晖都以为他们能越过十四年的时间距离和个人改变,重新接续上十四年前的爱情和生活。结果可想而知,这只能是美好的假想,一个必然要被刺破的气球。张朝晖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瞿红所具有的价值观开始了冲突。瞿红怀了情人丁老板的孩子,在她的想法里,张朝晖是肯定不能接受这个孩子的,因此自作主张打掉了。但张朝晖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在他看来,这种残忍轻率的决定是不可原谅的。“中国人真是太可怕了。一想到瞿红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十几年来在中国摸爬滚打,张朝晖顿时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张朝晖已经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人这个群体,他不能接受的不只是瞿红,更是现在的中国。
当中国逻辑遭遇西方价值
小说的失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韩东意识到了近几十年中国的巨大变化,意识到在高楼、汽车、网络、奢侈品、艺术市场等无数方面和国际接轨的同时,中国和世界在意识和价值层面仍有了巨大的鸿沟。《中国情人》在表现这些,但这种表现显然过于简单和直接了。虽然韩东并没有写,也没有让张朝晖说出来,但作者设定了张朝晖作为西方价值的代表,而瞿红和常乐遵从的则是中国逻辑,二者相遇必然要引起冲突。但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中国和西方的价值差异仅仅是这些吗?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写“古老民族的情欲史,少年中国的反转片”,选择艺术家和艺术商人作为主角,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中国的艺术家向来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国,他们更愿意代表自己。因此,张朝晖、瞿红、常乐无法作为“中国情欲”和中国现实的载体,他们的容量不够,盛不下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内容。何况艺术家的身份消耗掉了题材本身的力量。反而是大猫这个次要人物,才具有了现实的中国性,她选择做常乐的情人,愿意毫无名分地给他生孩子,这种无知无畏和无所谓,这种对生活的毫无目的和对享乐主义的追求,对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很具有表征性。另一个问题是,张朝晖也并不能代表西方的价值观,因为西方的价值观也不是这么简单,他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中国人“想象”的西方价值观。或者说,韩东把中西两种价值观的复杂性概念化了,而这种概念化既不典型,又不深刻。作者自然可以说小说所追求的和深刻毫无关系,但这种带有套用色彩的描述,对好的文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近几年的写作中,韩东一直在努力紧贴着现实来写,他试图用文字把握住现实的脉搏,《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等,均是这类作品。《中国情人》在题材上比前两部走得更远,事实上也更大胆,更冒险。但遗憾的是,在这部小说里,韩东显然无法像他的诗那样深刻,虽然他的诗学观念也并不以深刻为诗的要义。对他这个层次的小说作者而言,读者有着更高的期待,《中国情人》并未满足这种期待。抛开出版商的宣传和朋友们习惯性的好评,《中国情人》获得认可并不高,这一点可从豆瓣网上的评分管窥一二。在豆瓣网评分上,《知青变形记》有8.2分,《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有7.7分,而《中国情人》现在只有7.1分。这多少证明了《中国情人》的问题所在,俗套的故事和稍显单调的书写都不是造成一部作品失败的必然条件,但如果一部作品同时和两者接近,则肯定无法成功。这要求作者有更高超的技艺和更深刻的思考:如果故事是俗套的,那就把它讲得特别;如果叙述是单调的,那只能让它有更好的立意和思想。
中国作家的写实困境
从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了韩东现在一个悖论式的困境里,他找到了好题材和好的文学感觉,也知道自己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是什么,但在实际写作中实现却很难。这是另一种“眼高手低”。实际上,从近些年描写中国当下的小说作品来看,这并非韩东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中国作家们的集体困境,或者说,这是中国作家的一种集体的焦虑:面对这样一个光怪陆离、荒诞可笑而又丰富多彩的现实,作家们究竟该如何去写得焦虑。作家们备受折磨,所有人都知道当下的中国现实是一座“文学富矿”,含金量十足,可怎么去挖掘这些金子,把它们打造成什么样的作品,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高山。这很像《中国情人》里写到的火锅,区别在于,作家们要么是无奈地在桌边看着,吃不到嘴里,要么是匆匆涮几片菜叶,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面对这样一桌饕餮大餐,作家们始终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不能酣畅漓淋地饱餐一顿。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的变化确实巨大而迅速,即使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常常有无力把握的感觉;二是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躲避现实题材,更愿意回到历史中去打捞传统,或者固守着自己的小情调。但还有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仍然过于“高蹈”了,对实实在在的人关注得不够多,也不够深。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和老百姓一样世俗,但一写起字来,就会变成另一种姿态,正是这种姿态阻止了他们进入现实。这种角色上的差异,倒是很像《中国情人》里的常乐,穿上中式大褂往镜头前一坐,就成了国学大师;穿上皮夹克、戴上墨镜,又变成了另一种人。
也就是说,作家们仍然有必要“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当然是老生常谈,也已经成了内涵被消耗殆尽的一个词,可它仍然是重要的。首要的问题是,作家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并能清楚地判断究竟何种生活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其次,即使关注了,也清楚该写什么,也还要看作家们能否放低姿态,深入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所在圈子的生活。如果不能在普遍的意义上写所有人,也就不能在特殊的意义上写某个人。
尽管文学消亡论时有人提起,但另一方面文学又实实在在地比过去更多地参与了现实,它是比新闻和历史更具力量也更恒久的书写方式。中国这座富矿,并非哪一个或哪几个作家可以开采完的,它需要无数写作者勇敢的“正面强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赏所有尝试,但也必须提出质疑和批评。文学消亡论调者的潜台词其实也仍然怀有期待:还能不能有足够好的文学,来描写我们的生活现实,解救我们的精神困境?
文/刘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