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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我”:生活经历和治学道路
不为名利所动,以超脱的心态从事研究,所以学界认为他——
七十岁后,文章越写越好
记者(以下简称“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人的不同,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自己的“成长记”,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以您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
王元骧(以下简称“王”):我1934年10月出生于浙江玉环县楚门镇,母亲是楚门人,父亲是永康人,他先是在楚门,后来又是在临海的一家商行做“内账”。
抗战期间,交通中断,加上祖母去世了,我出生之后父亲就没有带我去过永康,我对永康毫无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玉环人。不过我在楚门也只生活了12年,现在似乎又谈不上是玉环人了。
抗战期间由于楚门地处沿海,常受日寇骚扰,母亲带我和妹妹到乡下外婆家避难。那里没有小学,学业全荒废了,于是父亲就带我到他工作的所在地临海去读小学。我在他身边生活了两年半,他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几乎全不关心,我根本没有学习的习惯,放学后就在街头闲逛或到江边的江轮上玩耍。只要我回来吃饭、睡觉,父亲是绝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的。他知道没有能力让我深造,对我也不寄予什么期望,常对人说“读到初中毕业,将来能‘自混身’就好了”。
1948年夏在临海读完小学后回到楚门,当时新成立的玉环县立初级中学正在招生,我在一无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前去报考,总算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志趣的驱使,初中毕业后我就与全班绝大部分同学一起到温州去读师范,因为师范生费用是国家全包的。
1954年夏,普师毕业,为适应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国家推荐一批普师毕业生对口报考高等师范院校,我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我才有可能进入大学之门。所以我非常感谢国家的培养,报效祖国是我学习的动力,这在我们同学中是较普遍的。1958年毕业留校工作,迄今刚好是55年。
记: 55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您后来是如何对文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美学研究产生兴趣的?
王:浙江师范学院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大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以及之江大学等单位组成的,师资力量较强。但是在解放前不论浙大还是之大中文系所授的主要是“国学”方向的内容,优势在“三古”(古代文学、汉语史、文献学),像“文学理论”等课都是解放后新设的,当时任教的只有一位从古代文学改行过来的讲师,于是领导就分配我从事文学理论教学。
由于没有家底,这专业在中文系被某些教师看不起。但是我生性好强,从不服输,若是人家说我好,我总感到离目标很远,好不到哪里去;若是人家说我不好,我就想,那我做出点成绩来给你看看。
在这种性格驱使下,1963年我就结合教学中所遇到的学生疑问最多的文学典型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在权威刊物《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发表了。当时中文系除了夏承焘先生之外,还没有人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所以在中文系颇引起一些轰动。《文学评论》给我寄来了相当于我半年工资的316元稿费。
这一切后来被中文系总支领导知道了,认为我“名利思想”严重,是“白专道路”的典型。据说还准备公开批判我。我当时年少气盛,把已经寄到《文艺报》和《文艺月报》的两篇文章都要了回来,决定以后不再写作了。
这样一晃就过了15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恢复研究工作。我在恢复研究后投寄给《文学评论》的第一篇文章于1980年3期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这增加了我的自信。迄今,我写了200多万字的论著。不过,我认为我的学术成熟期和高峰期还是在近十年,其标志是2003~2005年《文学评论》连续三年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了我的论文。学界也普遍认为我“这些年来的文章越写越好”,被认为是“独特的七十后现象”。
我之所以在学术研究领域能坚持下来,并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对学术本身的兴趣以及感恩意识和使命意识的驱使之外,也与我不为名利所动,能以自由超脱的心态来从事研究有关。我当过四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后来两届还是副组长,但我个人没有单独申报过课题资助,一方面我觉得考虑问题应该先人后己;另一方面也为了减少压力,因为只有以完全自由的心态去从事研究才能出好成果。即使出不了好结果,我也不会亏欠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