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2年至2005年,当时身为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张彤禾在广东采访了众多打工妹,写成了《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作者关注中国工厂,关注中国新一代打工者的声音,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作者在书中提到了打工女孩的某些共性,比如出生在农村,没念过什么书,在工厂里很容易迷失自我。
□严杰夫
“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张彤禾在《打工女孩》第二章中的开头,用白描的手法呈现了那座她眼中的东莞。靠着这种近似于旁观的视角和叙述,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中还原了一座城市——东莞,和一群人——农民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东莞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工,恐怕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代表着中国当下发生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社群迁徙,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找他们的梦想生活。而在东莞,这种“中国梦”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此间的一切仿佛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梦上演。于是,我们看到,东莞这座城市运作的中心,是坐落在此的各类大小不一、性质各异的制造工厂,而维系这个工业化系统运作的则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农民工。
对于《打工女孩》来说,张彤禾既是一个观察者和书写者,本身也同那些女孩一样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她同样是从远方迁徙到东莞来的“外乡人”中的一员,并与那些姑娘一起完成着这段“25年来都持续的历史上规模最大迁徙”。张彤禾笔下的那些打工女孩,从农村跑到城市打工,与自己的老板博弈,参加成功学的培训,去学习英语,可以说都是为了摆脱贫穷的家庭,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在这个方面,农民工与一切努力寻求改变的中国人并无不同。在张彤禾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起码让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人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改变”。
于是,张彤禾为农民工主题的写作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将农民工的变动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迁徙中一同考察。这样特别的视野,将《打工女孩》与以前所有的农民工题材的作品都区分了开来。张彤禾没有局限在对中国农民工生存环境的廉价同情中,在她的笔下,这些来自农村的女孩尽管确实有着迷惘、遭遇过巨大的挫折,但她们与那些历史上经历过迁徙的先辈们一样勇敢、努力、富有智慧。与张彤禾的赞美相对应的事实是,较早来到东莞的打工者中,已经有许多人慢慢获得了成功。我的一位在东莞生活多年的同学介绍,已经有很多打工者慢慢变成了小老板,就如同《打工女孩》中提到的那个在外企工作过、也做过传销的姑娘春明一样,在“农村到城市”巨大的生活变动中,许多农民工已经逐渐寻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同许多西方观察者不同,张彤禾不关心政治上、制度上的话题,就好像她笔下的那些女孩一样,她只是在“跟她们度过每一天,静静地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她关心的是这些女孩的生活和工作,关心她们的恋爱,关心她们和父母的相处……正是这些柔软的话题,让我们接触到了从未了解过的打工者的另一面。然而,这些看似细微、女性化的观察角度,却未削弱主题的敏锐性和准确性。她正是在这些生活最普通的地方,发现了这场社会变动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太急切地在追求成功,缺乏耐心,太过于期待人生中能有捷径,以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匆忙应付中过去。在这个变动的社会中,“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知半解,夸夸其谈混到一份职员、教书或是其他什么你想要的工作即可……”张彤禾的这个结论,难道不是为我们当下这个奇怪的社会提供了最恰当的注脚吗?或许,借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下的中国,为什么成功学会如此受到欢迎;为什么人们不再愿意停下一个小时来阅读;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谈论车子、房子、票子,却几乎没人在乎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每个人都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跟随着机械运动的程序,快速地制造着被那些称为“成功”的商品,却从没思考过它们的质量究竟合格不合格。
《打工女孩》再次证明了个体叙事对于实现历史表达的真实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不再是故作姿态的报道和叙述,却是活生生的关于打工者的故事。尽管书中的主人公只是几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女孩,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当下中国最真实的面孔。这些打工女孩,不仅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姑娘,也是作者张彤禾,或许更是在读着这本书的你和我。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