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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中国红学界传来噩耗,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临终的周汝昌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这是他生前留下的遗愿。
在中国红学界,周汝昌可谓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他的红学之路始于自己的家乡天津。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在周汝昌幼年的记忆里,他的母亲有一本《石头记》,年少的周汝昌曾找来翻阅,刚开始时,他觉得书中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沉闷乏味”是他彼时读这本书的感受。
事实上,到1947年之前,周汝昌与《红楼梦》再无缘分,在求学的岁月里,周汝昌历尽坎坷,在动荡的岁月里,伴随他成长的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从9岁(虚岁)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记不清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直到1947年,周汝昌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时,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老家天津寄来的一封信。四兄说他新近看到《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胡适提出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这篇文章还说,胡适本人只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另一本书《懋斋诗钞》尚未找到。这两本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重要价值,因此,四兄周祜昌让周汝昌帮忙查证此事。
周汝昌查遍燕京大学图书馆,终于发现了敦敏的作品。由此,周汝昌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兴奋之下,他写出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而令周汝昌感到意外的是,胡适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当即写信给周汝昌。当年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而周汝昌只是一位在校学生,他与胡适之间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之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路便一发而不可收。1953年,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至今这本书依旧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由此周汝昌也奠定了其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60余载“研红”之路,除了这本《红楼梦新证》之外,周汝昌还出版了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几十部专著,如《曹雪芹传》《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等,而他所有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早年这本《红楼梦新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有人在概括周汝昌60多年红学研究的时候,说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出版并两次修订了这本《红楼梦新证》,而终其一生对《红楼梦》的考证,纵然著作等身,纵然一直都有新的观点提出,却始终没有跳脱《红楼梦新证》的理论框架。
探究《红楼梦》的来龙去脉
在周汝昌幼年时,家中有个名叫“草火园子”的小园,在周汝昌的记忆里,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一个园子尚有它的来龙去脉,一部旷世经典更不例外。较之过去的红学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对《红楼梦》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进行细致的梳理,整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在周汝昌的笔下,人们可以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记载中,了解到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的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情况;可以从曹家世系的官职中,看出清朝官僚内部时而相互依靠时而相互倾轧的复杂关系。这些历史资料对了解《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所谓“护官符”的政治现象与封建官僚阶级生活的豪华奢侈,都是很有意义的。
与其说周汝昌的这本《红楼梦新证》对于《红楼梦》诞生的历史做了细致的考证,不如说周汝昌用有关《红楼梦》作者的相关材料和问题,为我们构建成一座完整的知识大厦,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读罢《红楼梦新证》,再重读《红楼梦》时,我们便可以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来审视《红楼梦》这部绝世名作。
解读曹雪芹为何能写《红楼梦》
当然,周汝昌的这本《红楼梦新证》,不仅考证了历史,其另一个重要贡献即整理出了曹雪芹的家世事迹,尤其是从曹寅到曹雪芹的一段,对曹氏一门由盛到衰的经过做出了较详细的考证,这对于了解《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社会和官僚大家庭的生活,以及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是有很大帮助的。
周汝昌说《红楼梦》是一部“写实”“自传”的小说的观点,虽然一直以来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却从未否认一点,即曹雪芹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的主要基础,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有着自传性特点的小说。
周汝昌曾有诗云:“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对他60余载所走过的红学之路作出了总结。曾经,周汝昌投身红学领域因偶然而生,一生之中既得到肯定、赞誉,亦受过讥嘲与质疑,终至晚年。而无论人们对他评价如何,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经过他对作者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那个年代有过那样的生活经历,有过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样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创造出像贾宝玉、林黛玉等青年贵族的叛逆形象和悲剧故事,描绘出那个时代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
翻阅《红楼梦新证》这部奠定了一位大家一生学术理论之路的著作,其间,有深思之后对《红楼梦》精髓的挖掘;有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钩沉;有力排众议的立论胆识;有笔墨舒卷的文采风流……与其说《红楼梦新证》是一本得了《红楼梦》奥妙精髓的书,不如说是一位大师一生心血的荟萃之作。而对于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周汝昌更有一番独特认识:“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的确,学术之路生生不息,即便斯人已逝,他的思想仍长存于世间,而对于这份意义的解读,或许这正是大师在他作品之外留给世人更大的财富。
本组撰文本报记者肖明舒
选读
在中国,为小说作考证还是很晚近的事,关于《红楼梦》一书,如俞平伯先生等人,也曾作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但奇怪的是,三十年来,一直就停顿在那里,更无一人来发展这种工作。甚至有人荒谬地认为胡适的那篇所谓《考证》就成为我们关于曹雪芹家世历史的全部知识。或谀颂之为“详尽无遗的考证”。实际上,那篇文字毛病是很多的。以我们今日所知,有关曹家历史而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的史料,不仅超过那篇《考证》不知多少倍,抑且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
康熙三十八年,清圣祖南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实际就是在曹寅家。曹寅的老母孙氏(她是康熙帝幼时的保姆)扶杖朝见,康熙写了一个“萱瑞堂”的匾额赐给她。这段故事文章家作过记叙,笔记家也有过记载。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页九十五引了这段事,并加案语,说:“案此与《红楼梦》无大关系,惟曹寅之母姓孙,又曾朝谒得厚赉,则为考雪芹家世者所未道及,故拈出之。”
前辈风趣如此,而有关曹氏史料之见重,也足窥一斑了。本书对于这类材料,搜罗得自然远不敢说“无遗”,但是相当丰富则尚堪自信,这些材料大部分都在第六章里面,构成本书主要篇幅。
鲁迅先生的第一句话,同时启示给我们一个问题:这些史料与《红楼梦》小说究竟有多大关系?世界文学伟人,除去希腊的荷马不能算而外,以传记不详而著称的大约就要数莎士比亚了。可是我们的曹雪芹本人的事迹的详阙,实在比起莎士比亚来尚远不如,因为到他的时代,家已败落,本身又非仕宦,所以公私两方面的记载是缺乏到极点的。一切史料,大都是限于曹家上世为多。有人不免要问:这不全是与《红楼梦》无大关系的东西么?我们的回答是:这些上世文献,去《红楼梦》的时代虽然年月稍久,表面上看去直接关系确是“无大”的。但实际上则与后来小说中所写诸事息息相关,因为这才是《红楼梦》的整个的真正历史背景。上一段糊涂,下一段绝不可能明白。要了解《红楼梦》,必须从头说起,这一点我特别提请读者注意。
连带的一个问题,即是除掉客观的史料以外,曹雪芹的小说本身是否也应该算作材料,以供参考与引证?回答是肯定的:当然该算。还拿莎士比亚作话头比喻,人人尽知,莎翁的戏本,是最客观的写作,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些莎翁本人的痕迹与气味。如此,则他的作品该是最不适用于为他作传记的引证罢?实际尚不尽然。譬如盛传莎士比亚幼时偷猎过露西爵士的鹿,惹了乱子,被迫离开家乡,因此才投奔伦敦作了戏子。有人就引用了他《如愿》里的反对猎鹿的残忍的那一段对话而反证了这个传说的不可信。曹雪芹小说之为写实自传,却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了,丝毫再没有疑辩的余地。这与莎剧刚好是个反面对比。如果考证莎氏事迹的人尚可以引用他的作品来作参证,那么曹雪芹自传小说之足资引证自然更不成什么问题。本书主要取材固然是史传、笔记、诗文集、地方志,而小说的本文,脂砚斋的朱批,也同样是引证的资料。本书的主旨就在于对勘这部小说的写实性,一切材料,都拱卫着这一个目的。
曹雪芹本身的材料,除这部小说外,遗留无几。他的诗文尺牍,有些会保存在敦诚所录的《闻笛集》里,但这个稿本恐怕已不易发现。曹寅有诗、词、文全集,我起初只看到初刊六卷本,全集本是经过很大周折以后才看到的。曹寅、李煦的朱批密折等我到故宫文献馆去查时,则南运未归,因此只好仍据《文献丛编》所选刊的部分。曹家的事迹在清人诗文集中保存量相当可观,清人集子,浩如烟海,我所得而运用的虽然不少,实际恐怕仍是一小部分。八旗人的集子尤为难得,例如永忠的诗集稿本,本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庋藏,及至我要用时,却发现不知于何时已然丢失了!还有一个忘了名字的秘籍,里面有材料,这是邓文如先生告诉我的,明明也在燕大图书馆里,只因说不出书名字,用尽各种方法,只是查不得。这都是确知而近在咫尺的材料,也还不能尽如人意,其余知而不能得,与根本不知道的材料还不定有多少。可见在搜集材料方面,完备两个字也还是不能奢望的。
节选自译林出版社《红楼梦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