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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机勃勃的五月,青春记忆再次成为公共话题——不仅因为那部充满浓厚怀旧情怀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也因为五四青年节的到来——这个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独属于青年人的节日。
事实上,无论是上世纪初的热血贲张,还是80年代的文艺情调,都彰显了一个时代的青年活力。时代在变,青年的气质也在变。不变的则始终是人们对青春岁月的缅怀与追忆。这种追忆,使人们纷纷走进电影院,重温“逝去的青春”;促使人们在五四这样的日子,将记忆带回那个年代的血脉深处,重温历史。“青春是个奇形怪状的玩意儿,短短的身子偏偏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像翅膀一样招摇着,久久不肯离去。”作家张爱玲的这段话,一语道出人们对青春难以割舍的情感。
在九十多年前的五月四日,无数青年为了家国命运奔走呼号于街头,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在那个时代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显然,“五四”这个青年的节日,在那时有着更宽泛的家国情怀,而不是青春个体的爱恨情仇。当然,二者之间其实也并不矛盾。因为不管是爱谁,那种迷茫、挣扎、痛苦、欢欣等等情绪,都不曾短缺,被爱人所伤,被家国所伤,其实个体生命的成长,都无法脱离大时代的背景。
可以说,青年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青年有梦想,国家才有未来。或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五四青年节上所说的那样: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讲述了一群青年多少有些残酷的青春故事。它其实也寓意着,青春原本就是残酷的。残酷的青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时代或社会残酷地对待青年。
近期,北京市出台的一项毕业生落户新政,就让不少谋求落户北京的大龄应届毕业生感觉到了社会的残酷。根据这项政策,24、27、35成了年龄划线的标准,即应届毕业的本科生不能超过24岁、硕士生不能超过27岁、博士生不能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够留京。
尽管北京人社局事后声称,这一要求不是针对特定人群提出的,而是指导性意见,是为了优先给年轻应届毕业生以更多的留京发展机会,“只要是北京急需紧缺的高素质人才,都有相应的进京渠道”。但赤裸裸的“就业死亡线”,仍让很多人闻到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歧视味道。
需要承认,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很大,各地都有不小的用人压力。不久前,教育部就称,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舆论称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
在这种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无法在短时期内增加市场用人需求,所以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做文章。不过,熊丙奇却认为,解决一个群体的就业难,而忽视另外一个群体的就业权利,这是一种救急的、功利的、短视的思维。一个涉及众多人切身利益的人才政策、就业政策,在出台之前应该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把民意纳入决策程序。“既没有一个民主决策程序,又没有一个问责机制,突然出台这个政策,自然会遭受质疑。”
还是回到青年身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曾感叹中国男女未老先衰,其所依据的是无孔不入的礼教传统,当下,中国社会青年所受到的束缚大大减少,未老先衰的状况却未见改观。因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许多青年或出于风险不可抗拒,或因为生活缺乏保障,只能屈从既有的生活经验,按部就班地经营自己的生活。这其中,就业、房价、生活保障……成为青年焦虑情绪弥漫的重要原因。
焦虑与压力之下,我们该如何绽放自己的青春,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这就落脚到了我们该如何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上来,只有公平正义才能打通青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渠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青年人不仅要敢于做梦,更要敢于靠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我们的社会就是要为此提供应有的保障,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终将会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