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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新作《返城年代》
电视剧《返城年代》剧照
新作《返城年代》与央视电视剧同步推出,将知青文学热再次推向高潮。梁晓声称这是自己知青文学的封笔之作
本专题采写及图记者吴波
自评《返城年代》:忏悔与自我救赎
“我今年63岁了,站在两个30年间的界限上回头看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这就是我动笔创作《返城年代》的初衷。”
“忏悔与自我救赎,如同孪生姊妹。因为,以上两种心灵表现,具有孕妇与初为人母的女人的人性特点。女人倘怀孕便本能拒恶;初为人母则大抵向善。故,从未像女人者,既不但非男人,非丈夫,其实也非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历史在中国的文艺创作中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了,自省和反思中断了,没有续上。这种中断,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对那段历史达成的一致共识:那是一场对我国造成巨大灾难和危害的运动,无须再讨论。但现在,人们似乎对这段历史又开始模糊,甚至有些糊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责任去重新呈现那段历史,告诉人们,绝不可以走回头路。”
“走过苦难历程,懂得爱与宽恕;经过挣扎胜败,回归正常价值。”这是梁晓声试图通过本书给后人的启示。
30年前,梁晓声凭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三部曲成为知青文学代表性作家。
梁晓声新作《返城年代》由东方出版中心、北京时代华语联合出版。同名电视剧在央视热播。《返城年代》作为梁晓声知青文学的终结篇,将知青文学热再次推向高潮。
“返城年代”是指上世纪80年代,知青大返城后,在人生的而立之年再次面临无职业、无住房、无学历;不惑之年又赶上待业下岗,人生的道路上充满心酸迷茫、彷徨绝望。然而“上山下乡”的经历,反而让他们的心灵无比刚强。梁晓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返城年代》并非一般人理解的怀旧之作,而是一部自觉承担文化责任的作品,也是自己知青作品系列的一个完结和结局。并且我要大声告诉90后和00后们,他们祖辈所经历的特殊时代。”
写知青不是为了怀旧
本书讲述了返城年代里哈尔滨几个家庭的悲欢故事。在北大荒插队的大姐何凝之与丈夫、兵团营长林超然回到哈尔滨,与他们一起返城的一群知青,他们在城市里经历讨生活的艰辛和迷茫,而何氏三姐妹的情感之路坎坷,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归属。
梁晓声说:“以前我只是写这代人如何如何;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代人背后的时代更加可贵和重要。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叫‘时代’。我写《返城年代》并不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
文艺不应该遮蔽历史
梁晓声说,写这本书,他要为现在的年轻人讲述那段特殊的历史,传递正能量。
梁晓声承认,青春、奋斗总会让“过来人”情不自禁地留恋过去,但“文艺不应该遮蔽历史”,不能因此就有选择地记忆,更不代表过去比现在更美好。梁晓声说:“回过头去看,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让我大嫌恶的问题,转过头来看这30年,又有这30年的问题,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想回到过去的年代。”
梁晓声认为上世纪80年代问世的《雪城》是为70后讲述的知青年代,上世纪90年代的《年轮》是为80后讲述的知青年代,那么《返城年代》可以说是为90后甚至00后讲述的历史。梁晓声说:“不管那个时代是美是丑,都应该让不知道的人、忘了的人看一看,恢复清醒。”
“《返城年代》这部作品,不仅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写给今天年轻人的一部精神启示录。能给他们以心灵上的碰撞,激发他们更强的历史责任感,向他们传递积极的正能量。”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郎世溟说。
他们与改革一同启航
梁晓声说:“知青生活影响了一代青年,他们是国家重要的一代人,苦难经历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更加关心国家命运。”
青年学者敬文东说:“返城知青是改革中国开始的第一代人,也是共和国见证者中最老的一代。时代改变了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在经济发展停滞时期他们开始走向‘上山下乡’之路,返城后工作安置又遇到各种问题,知青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是与中国改革一同启航的。第一代个体户,第一代大学生,都是知青群体中辉煌的代表,如今他们已成长为中国各界的中坚力量。这个历程,从《雪城》到《北京记忆》中的‘前门大碗茶传奇’都有生动的记叙。”
对话梁晓声:
知青是最好的励志故事
每个时代都有压力
广州日报:《返城年代》想向年轻人传达一种怎样的信息?
梁晓声:我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让他们也看看知青的经历。今天年轻人所经受的和我年轻时所经受的,有相似之处,都有压力,压力不同而已。
我刚返城时,在11平方米的房子里结婚,在筒子楼里做饭。那代人也会因为房子造成手足矛盾,这种伤痕甚至会留得很深。我的知青战友坦率地跟我说,他们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就是因为当年他们返城后影响了人家的生活。
这是我最后的知青题材
广州日报:有评论称“知青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也是最后一批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您怎么看?
梁晓声:人类历史上有因为战乱和灾难的人口大迁徙,但从来没有过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知青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荒原带来文明,用自己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他们将青春甚至生命托付给了自己为之奋斗、深深挚爱的土地。历史不会忘记知青,也不应该忘记知青。
广州日报:在创作过程中,您最大的坚持是什么?
梁晓声:我在动笔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这是我最后的知青题材作品,以后不再写知青题材了。当一个作家开始创作时,他的头脑中会有一种意图,这种意图就规定了情节、人物命运的路线,有的作家把批判放在第一位,这条路线可能就会带有批判和控诉。
我在创作《返城年代》时既不断揭示也不断加入温暖,没有其他考虑,只是觉得那样写更合我意,感觉更温暖些。特别触动的是知青的那种友爱,林超然和他父亲的关系,还有他的知青战友和他父母的关系。
广州日报:有人说“老三届”“新三届”是历经了苦难得到了时间报酬的一代,但也有人说: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是承受了命运不公的一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晓声:我个人较同意第二种说法。当我们说“一代人”的时候,不能只举出这一代中的名人、成功者,假如这些人合在一起不过是百分之几的话,他们不能作为这一代人总体命运的体现者,我们要看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情况。
这一代人首先是被时代耽误的。正在需要读书升学时开始下乡,正要成家时开始返城,之后经历了一无所有,在人生中紧要的几步都面临艰难困苦。当然,这一代即使是被耽误了的人,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没上过大学的可能上个中专技校,即使中专技校也没有上,也有许多在单位成为了没有学历的优质骨干。
非常想当一个老农
广州日报:“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为何您会这样说?
梁晓声:娱乐这一种习性是连动物都有的,娱乐很容易使人成为看客,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极其可怕。这个习性可以推到罗马角斗场。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作家应该注重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市场需要什么……
广州日报:您说您不再写知青文学了,接下来有何打算?
梁晓声:我甚至哪天都想放下笔不再写作了,因为确实写累了,非常想当一个老农,你知道我在对着印在书上的“梁晓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比任何人都生出最大的逆反心,这三个字频频的出现,可我却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意义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