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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到这个世间的28年中,没有见过比这一对更为互补的夫妻了。
他们,便是我的父亲母亲。
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开始喜欢讲过去的故事,我在一个个片段中渐渐拼凑起他们当年的模样。我时常在想,如果他们没有在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美院,等待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道路呢?
父亲可能循着祖父的道路在中学教书,除了数学、物理,还教英语,很难想象满口福州腔英语的父亲,竟是全校最好的英语老师。父亲的心会止于此吗?在我看来,不甘于平凡的父亲终究会去探寻新的事业。母亲可能还在南昌当讲解员,我更难把纪念馆中拿着大喇叭每天重复说话的形象和眼前这个沉默寡言,连一个小故事都讲述不生动的人联系起来。所以我想,母亲也终究会重新踏上寻找新生活的道路吧。
在父亲的一生中,我的祖父的影响是深远的。父亲常常给我讲祖父如何不会讲一句英文却工工整整地编译了三大本英语教案的故事,哽咽中透着自豪,偶尔拿出祖父当年的笔记,对着它们发呆,眼光凝重却满怀敬爱。我能想象这些教案对于父亲的分量,这也是父亲致力于成为一个学者型画家的源动力。
父亲初学画时,祖父每天中午往来学校和家中为父亲炒一盘蛋炒饭,至今那是父亲所能记得的最美好的味道。父爱如山,莫过于此。
在母亲的一生中,我的外婆扮演了重要角色。母亲当年随着外婆从上海下放到江西农村。母亲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是,她初中毕业后想到工厂当工人,但是外婆执意让她继续读书,考取大学。虽然身为母亲继母的外婆从未给过母亲一个真正的拥抱,但她的远见所传达的爱促成了母亲今天的成就。
父亲喜欢讲故事,人们都说父亲的记性好,其实是他善于讲,讲得多,就记住了。至于母亲,不会讲,却能听,而且听得入神,有了这个听众,父亲讲得更是尽兴。有几次,是母亲讲父亲听,母亲讲得战战兢兢,没有耐心的父亲竟中途离开。
父亲的理性体现在他做事的方法上,大到一个展览的策划,乃至学校未来一年的规划,小到一场球赛的观后总结,或是聚会时为众人点餐,他都会拿出纸来,从外衣左胸内口袋中抽出一支笔,规划起来。
母亲则完全是另一种人,即习惯于脑海中构思好一切,再付诸纸上。
母亲写作非胸有成竹不下笔,而父亲的竹始终捉摸不定。他们的艺术创作却又是截然相反,站在画布前挥洒的父亲胸有成“葵”,而母亲却把作品交给了自己的双手,沉浸在探索未知的乐趣中。
即便是如此不同的两人,在父亲和母亲身上,仍有共同点,那是属于时代的特征,一种群体性的、集体主义的归属感。母亲常说看不惯一些学生饭后从包里掏出个苹果自己啃得欢,她们那个年代,如果只有一个苹果,那是一定要每人分一片的。
所以,父亲的向日葵是葵阵、葵园、葵海,而母亲的纤维作品也都是呈群组的方式呈现,这背后潜意识中融入了他们之于社会的情感。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许嘉,美院史论系硕士在读。其父许江、其母施慧,均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