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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趣却不易读的佳作,一是厚达上千页,二是大量引证文献,且多为整段引用,几乎可以看成是资料汇编。
对于国共初期这段恩怨,不同立场有不同表述,由于题材的“敏感性”,造成大量过分简单、舛误连连的解读流行开来。比如过分突出蒋介石、汪精卫的个人作用,忽略了国民党内部派系尖锐对立的事实,事实上,蒋在分共过程中,固然有在苏联不愉快的体验,担心自己势力被排挤,以及对鲍罗廷工作作风不满的因素,但也包含了“不得不如此”的成分,捅破这层窗户纸,是真史家的责任。
毕竟当时湖南农民运动激化,全省基层不过1000多名共产党员,已难控制局面,一些基层领导都不免挨斗,出现了“开会必枪毙人”等极端现象,而被清理、被批斗者很多是北伐军家属,造成军心浮动。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在兹,反应自然强烈。事实上,分共得到5任总书记陈独秀批准,如果不是他出面,陶希圣都可能死于农会刀下。
国民党原本组织松散,这是初期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是缺乏组织资源、组织能力决定的,另一方面受经济条件制约。毕竟它生存于军阀夹缝中,自己组织武装,势必引火烧身,而花钱买武装,又无稳定的财源。以陈炯明叛变为例,陈本是元老,思想相对开明,可孙中山欲北伐,只能加大地方税收,损害了商团利益,造成激变,在调解过程中,压服失效,造成局面不可收拾。
人是在失败中学习的,孙中山“联俄”之后,经费来源稳定,管理逐步达成了有序化,也终于可以组织起独立的武装了。然而,原有的制度不均衡依然存在,不会因实力增强而自动消除,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在大家都没多少底牌时,抱团抵御风险是最明智的选择,随着底牌增厚,大家都想着自立,矛盾反而容易激化。
从容共到分共,固然有价值与主义的考量,但更根本的还是利益权衡,加之孙中山对“新三民主义”表述不清晰,这就给各方以借口,有趣的是,鲍罗廷从中上下其手,寄望于各派自相损耗,以加强自己的砝码,可他的努力反而造成了消极结果。
历史是博弈的产物,不是图纸上推演出来的,作为后人,我们固然可以评点前人得失,但不能忘掉,他们拥有的信息不完整,没有人能明白未来会如何,身家性命所系,他们都在努力做出了他们自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如果历史真能重来一遍,恐怕结果依然如此。
也许,对于历史我们只能“理解之同情”,总想支两招,甚或从中得到怎样的“启迪”,恐怕都是幼稚的。这本书扎实严谨、功力深厚,方法与视角比较传统。蔡辉/文
●历史:
《容共与分共》
作者:沈勇平
定价:118元
评分:8.0
出版: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