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

　　荷兰艺术家Hofman创作的“巨型造型吹气橡皮鸭”,又称“大黄鸭”,最近现身香港,将在购物中心海港城附近漂浮一个月,引发港人围观狂潮。借助媒体报道,连内地居民也跟着兴奋起来。

　　起初,大黄鸭为何如此受欢迎,我也没太想明白。创作者的意图是通过海面浮着的大黄鸭,让人们回想起儿童时代在浴缸里洗澡时漂浮的橡皮玩具。但显然,对于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来说,童年记忆里并不存在这样的桥段——就算浴缸可以用澡盆替代,可以浮在水上把玩的橡皮玩具也绝对是稀罕物。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对这大黄鸭的感觉,无外有两个,一是“真大啊”——有六层楼那么高,未充气时已有600公斤；二是“真奇怪”,这么大一只充气鸭子,从未见过,当然是很奇怪的。除此之外,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但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也许让大黄鸭受到如此瞩目的,恰恰是它的“奇怪”。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闹、富足,但唯独缺少对一种东西的包容:异类。难道不是这样吗?枪打出头鸟,始终是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信条,与“主流”相抵触的人和事,总会面临严苛的指责。

　　从一只橡皮鸭子说到文化的标准问题,似乎有点牵强。我们就再说回大黄鸭本身。既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只鸭子既与童年回忆无关,又没承载什么附加的意义,为何我们还如此饶有兴致地关注和讨论它呢?难道偌大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没有其他可以关注的东西了吗?在我看来,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大黄鸭这物件本身,便已从内容、到形式,均迥异于我们文化中的一切符号了。不妨想想,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却可曾有过一只如此巨大的橡皮玩具,既无深度又无内涵,只那么突兀地漂在水上,接受着来自人群的最单纯的注视?

　　我们的文化不缺少内涵,也不缺少标准,缺少的就是“标新立异”,就是对奇怪且奇怪得理直气壮的事物的包容。而大黄鸭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人对它的殷切和友善中,其实寄存着人们对文化变迁的期望。当一个“奇怪”的东西可以公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而不会被立刻“剿杀”,意味着这种文化有了更丰富、更细腻的可能性。另类的存在,不妨碍主流依然是主流,却可以令社会更加斑斓多彩,从而在长远的语境下,为社会的公正创造更多的空间。

　　偏见走了,大黄鸭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