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钱锺书、杨绛、钱瑗一家仨

　　隐瞒真相是不道德的

　　羊城晚报：对于名家书信手稿的处理，其实历来都有争议，包括之前张爱玲的书信、手稿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也这样。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李公明：我个人认为这没有一个必然判定的标准，是对还是错，应该根据当事人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包括情感判断、价值判断，这是最关键的。

　　比方说私人的信件被公开，如果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就不可能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但对这些信件，其实是很难进行价值判断的。有很多没有征得当事人在世时同意公开的书信，待其去世后被公开，可能信里边涉及其家人、朋友、同学等人的说法。如果这些说法都是正面的，那可能问题不大，人家可能觉得原来还有那么多好的一面没被发现；相反，如果书信中透露的某些隐私是不太好的事情，让他原来的形象受到了损害，于是就认为不应该公开。这样一来，就变成非常实用主义。其实，有意隐瞒某种真相，这种标准和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个人不太愿意抽象地或从原则上来判定这个事对或错，但我更愿意尊重、同情、理解当事人出于某种考虑的做法。

　　公开有助于促进学术研究

　　羊城晚报：您刚刚说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呢？

　　李公明：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公开信件、日记、手稿等确实对学术研究具有促进作用。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公众人物，从这个角度讲，既然他们承受了公众人物的地位，享受作为公众人物的利益，所以公众希望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公开也是合理的。

　　羊城晚报：就好比之前夏志清推出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里边因为涉及张爱玲大量隐私，包括她在美国的窘迫生活，不少张迷对此不满，认为这是对她的不尊重。但上海的陈子善教授就说这没什么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书信对学界研究张爱玲的学界非常重要。

　　李公明：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这点我也同意，但态度可以缓和一点，应该理解当事人不太愿意公开的心情，并不能把公开信件说成是理所应当合理的。目前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希望其家属最好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你既然成为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有所承担。从这种角度来缓解激动的情绪。同情之理解是我的看法。

　　道德之外的情感问题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王璜生怒斥出版社拍卖受赠画作这件事？

　　李公明：这可能涉及更复杂一点的问题。岭南美术出版社属于国家的一个机构，再怎么企业化也还是国企，不是私企，艺术家捐艺术品给它其实是意味着捐给国家。这里面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法律问题，我没有做过研究，暂且不论。现在问题出在，起初艺术家为什么要捐赠画作？也许他认为这种捐赠，对公共艺术、公共文化是会产生作用的。

　　比方说我们捐赠给美术馆，是希望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美术馆看到我的作品，捐赠给美术出版社也有同样的意愿。尽管美术出版社不担负展览的任务，但他们有各种渠道让公众去了解。我们可以假定捐赠人有这样一种意愿，那么拍卖是违背这种意愿的。追溯到最初捐赠的时候，如果受赠双方有签订法律协议，那就可以避免后面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说，签订协议约定多少年或是永远不能以各种方式拍卖，那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

　　既然没有这样的事前约定，出版社把受赠画作进行拍卖的行为，就又归结到道德层面。假定拍卖艺术家捐赠的作品得来的钱完全合法，用于出版社运作解决实际困难，这不存在法律问题，但存在情感和道德问题。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有一本著作签了名赠送给朋友，对方当时也表示很喜欢，但过两天你发现他拿到地摊上去卖了，那你在情感上肯定就觉得对方很不珍惜、很不尊重你。总之，作为赠送者会很难接受。而旁人看起来，包括买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对当事者产生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实在找不到一个让社会同情他们的理由，也没有理由证明他们这么做是必需的，在情感上，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觉得难以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何晶

　　实习生李欣蔚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