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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拦截问题
当晚九时许,北飞前的预备会在陈达礼家秘密开始。除机组人员外,还有陆元斌、华祝、陆维森,他们是组织起义的领导成员。会议由陈达礼主持。陈达礼,生于1918年9月,广东东莞人,行伍出身。他1937年冬进入陆军军官学校第15期步兵科当学员,两年后进入设在云南楚雄的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当学员。1943年4月进入印度汀江的中航当副驾驶,1945年4月进入印度加尔各答中航正驾驶训练班,培训3个月,出来后成为中航正驾驶。他多次飞越“驼峰航线”,经验丰富,技术全面。他说:“明天我们要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举行起义,飞行预报已经发了,为台北、海口、柳州、昆明、桂林、重庆等地。表面看来目的地不同,方向各异,但实际上我们飞的是同一航线、同一目的地: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特殊使命,飞向人民祖国怀抱。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其中央航的行宫610号飞机到北京,其余均飞天津。”
陈达礼话音刚落,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活跃,随即大家就安静下来。紧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义的细节。会上,确定了领队机是陈达礼驾驶的C-46型飞机154号,确定了第二天早上12架飞机的起飞时间、顺序、各机人员、航线、高度、途中联络迫降用语、我方广播电台导航方法以及降落地点等有关问题。
机长们花了较长时间,特别研究了如何防止国民党空军飞机拦截袭扰的问题。当时,国民党空军在桂林、柳州、舟山群岛均驻有部队,其蚊式和p-51型战斗机速度快,一旦北飞泄密,很容易遭受拦截攻击,由于北飞的运输机上没有自卫武器,那时处境将异常危险。最后商定的对策是:飞行的航线分两条,一条是飞越长沙、汉口、郑州后直飞天津,另一条是经南昌、合肥、济南后到天津。由于桂林有敌机,如遇特殊情况,即可偏东改向南昌方向。具体方法是起飞后右转切入航线,爬升至9500英尺(2900米),尽量在云中或贴云顶飞行,中途必要时可在汉口、济南落地加油。
研究得差不多了,陈达礼语气坚定地总结说:“总而言之,航线尽量避开国民党空军活动半径远一点。万一被发现,就立即机头一抬,钻入云中,或尽量降低高度,冒险贴地面飞行,使他们战斗机不易得手。”机长们都点头表示明白。陈达礼想了想,又提出要求:“明早5时整做好准备,不准过早进入机场,6时左右起飞。”然后,他转向杨宏量说:“老杨,你是整个机群中唯一的领航员,要多负责任,主动向友机提供风向、风速,及时交换情况,保持联络。”杨宏量说:“明白,这你放心。”陈达礼看看表,已是深夜12点钟,便宣布会议结束,各人回去抓紧时间休息。
担任北飞领队长机的陈达礼,担子最重,也最辛苦,几乎一夜无眠。他主持的北飞会议,深夜12点钟才结束,会后他立即去吕明住处,汇报会议情况。吕明听了很高兴说,老陈,能不能再搞几架飞机?陈达礼说,太晚了,清晨就北飞,来不及了。
此前,吕明曾向中央报告,说“两航”起义要飞回大陆30多架飞机,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但眼下情况有变化,北飞的飞机只有12架,其中中航10架,央航2架。这个数字,离事先报告的30多架的确出入太大了。陈达礼说来不及了,吕明也未勉强。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